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论争及其评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文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同义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以来，关于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

　　一、争论的产生及其主要原因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召开前理论界的表述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对于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界虽多有论述，但分歧很小。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这一提法，立刻引起理论界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和分歧。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即便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也不应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理由一，“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作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从来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在内。”［2］理由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就不包括在内”［3］。理由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产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早已结束，毛泽东思想属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4］理由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在内容上已经“包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5］。理由五，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内涵和主题内容也不同，二者分属于两个理论体系，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6］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当包括毛泽东思想，尤其应当包括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理由一，两大成果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哲学基础、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坚持了共同的基本原则，看不到这些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这是从表面看问题，是方法论上的短视。［7］理由二，毛泽东领导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太完善，就把它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8］理由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质的区别，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排除出去。［9］如将其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10］

　　虽然“包括论”和“不包括论”都各有根据，但也各有缺陷、都存在难圆其说的矛盾。“包括论”的矛盾是：一方面承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主张前者包括后者。既然是两大理论成果，二者就应当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岂不是否认了两次飞跃、两大成果吗？“不包括论”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承认并肯定毛泽东时期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正确思想，也承认这些正确思想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吸收和继承，另一方面又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

　　导致上述争论的根本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命名和分类方法的混合使用；直接原因是对以“包括”或“不包括”的措辞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词义上的片面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有两种分类:一是按照主要创立者来划分，可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等；二是按照理论内容及其主题来划分，可分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个大的理论成果。［11］有的学者认为按照理论主题和内容命名更好，一者简明，二者可以避免不断“添加”，“一说一大串”［12］。问题在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没有采纳“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成果的提法，而是在继续使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提法的同时，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代替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虽然在逻辑上更加顺畅，但这样做在党内外、国内外可能造成的思想波动、政治影响和不良后果是难以估量的。所以，交叉使用两种命名方法，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实和未来的政治考量。“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实际上就是混淆了上述两种分类”，其结果就是“难以周延地说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13］。虽说这里使用略具贬义的“混淆”一词未必恰当，但交叉使用两种命名，的确使二者关系的解读陷入了困境和争论。

　　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按照一般逻辑，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意味着“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自然“不包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事实是，“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14］可以肯定，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吸收和继承。“吸收”、“继承”、“延续”本身就有“包含”、“包括”的意思。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15］。显然，这两段话都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继承、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必然结果。与十七大相比，十八大报告以更大的篇幅更广阔的视野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6］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探索及其理论成果，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属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虽然其在理论形态上仍然属于毛泽东思想，但其中许多思想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下来。”［17］

　　因此，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实质。简单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不符合十七大、十八大精神，也不符合理论发展的一般逻辑。其结果是不仅在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否认了毛泽东时期党和人民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重大贡献，而且在客观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包括”或“不包括”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很可能是一个概念误区，是一个导致无谓争论的伪问题。

　　二、继承和发展：两大成果的辩证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能违背质量互变这一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必然遵循着这一普遍规律：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都要经历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即质量互变的过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如果说这个时间及相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质变的发生，那么，其量变的积累和孕育则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坚持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母体”之中。同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如果说这个时间及相关理论的阐发标志着质变的发生，那么，其量变的积累和孕育只能发生在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母体”之中。当然，量变积累和孕育的过程也是发生部分质变的过程，而部分质变的过程中又包含着两大成果在量上的此消彼长，直到质变的完全实现。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不是也不可能是截然分开、互不相干的两个事物，而是相互渗透、交叉和联系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第二大理论成果只能在第一大理论成果的发展中孕育和成熟，没有第一大理论成果这个“母体”，第二大理论成果就不可能诞生。

　　事物发展的另一重要规律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肯定和否定。这条规律启示我们：第一，没有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纠正和克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形成和发展；第二，没有对毛泽东时期某些符合当时实际而不适应新情况的思想和观点的调整和补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形成和发展；第三，没有对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正确思想的坚持、吸收和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形成和发展；第四，没有邓小平及之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继续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有学者这样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既包括了对毛泽东探索成功方面的继承，也包括了对其错误方面的纠正和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而且在开创的实践中更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18］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在内容、方法及体系构成中，不是也不可能是两个割裂的体系，而是两个相互联系、渗透和交叉的相对独立的体系；第一大成果在立场、观点、方法、内容、形式、风格、特点等诸多方面都为第二大成果“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及其它养分，第二大成果则是在继承第一大成果合理基因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

　　一脉相承、继承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成果辩证关系的生动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毛泽东时期全党探索所形成的富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哲学思想、矛盾学说、思想路线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现代化目标、战略步骤和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论述，也包括毛泽东时期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体制建设、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防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诸多方面。毛泽东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留下了大量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经典著作，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等。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9］这段话不仅清晰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同时也表明用“不包括”来界定二者的关系是不恰当的。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就是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阶段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其实质就是不仅要讲清楚改革开放前后两次探索的区别，也要讲清楚两次探索的密切关联。有学者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三十年固然大不相同，但不能无限扩大这些区别，以至视为具有质的区别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现在急需做的是正确地总结这六十年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教训，把前后三十年截然对立起来，则由于割裂历史，缺少比较与鉴别，显然不利于正确地做出总结，从而不利于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一些人之所以要把前后三十年截然分开，根本目的是为了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完全抹杀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不可取的。一方面这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必然犯割裂历史的错误……把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割裂开来，并竭力贬低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这实际上割断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的内在联系，无视邓小平理论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的关系视为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不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只有把这六十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视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时期的理论成果串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20］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国外学者也不乏客观分析。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所推进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是全新的，因为它显示出自己与毛泽东主义时期之间的许多连续性，并在其中找到了许多先例”，“大量地汲取指导原则和合法性”。他们还列举了改革中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自力更生及毛泽东所倡导的独立自主等原则和内容，来说明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全新的，尽管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主义，包含了某些新的成分。［21］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一书中多次论及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连续性。他们指出:“毛泽东的经济遗产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除非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一个整体把握，否则我们恐怕无法理解毛泽东之后中国经济让人难以置信的转变，无法理解在这60 年中，中国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作者还列举了毛泽东时期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所进行的两次不成功的尝试性改革，并指出“毛泽东之后的改革绝不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一次调整”，而是“对毛泽东未竟事业的延续”［22］。还有学者指出:“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前三十年可以理解为‘试错’式的发展，从而为后三十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23］

　　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与毛泽东时期全党进行积极探索和思考的连续性、统一性，既是我们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需要，也是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前进的需要。不可否认，国内外一直有人认为，邓小平及其后中国的发展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背离了社会主义。被誉为20 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深入交往的亨利·基辛格也认为，邓小平“没有遵循数十年的毛泽东思想灌输，而是援引他熟悉的那句格言，即重要的是结果，不是什么主义”。在他看来，邓小平所推行的政策将“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24］。国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与毛泽东主义模式坚决而重要的分离”，它只是人们为中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作辩护时所使用的“一个托辞”而已。［25］必须承认，这些著作和观点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的影响。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快速、健康、日益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的时候，当为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艰辛探索并付出沉重代价的毛泽东时期日益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的奋斗历史，而且要联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求得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所进行的一百多年的不懈探索，来审视和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接连用了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来回顾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大篇幅地回顾并强调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都表明，统一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认真研究并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关系，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长远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

　　注释:

　　［1］［14］［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2］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13．

　　［3］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N］．文汇报，2007-11-5．

　　［4］赵矅总主编，胡振良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论研究( 科学体系卷)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3．

　　［5］［11］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1) ．

　　［6］何腊生．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的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09(6) ．

　　［7］李捷．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探源［J］．教学与研究，2008(6-7) ．

　　［8］李方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8) ．

　　［9］范宝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研究综述［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9(2) ．

　　［10］杜鸿林．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7( 1) ．

　　［12］［13］张静如，李向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理论体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2) ．

　　［1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12．

　　［17］秦宣．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几个问题［J］．高校理论战线，2008(12) ．

　　［18］闫志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

　　［19］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 ：300．

　　［20］陈学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历程中若干问题的认识［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12) ．

　　［21］［25］［美］詹姆斯·Ｒ·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54-256，253、252．

　　［22］［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徐尧，李哲民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5．

　　［23］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3．

　　［24］［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434、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