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合强 陶季邑：孙中山对教育家责任的探索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认为，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首先要抓教育。孙中山尤其寄希望于当时中国在校师范生即未来的教育家，认为他们现在“在学校内求学，便应该学得对于国家的责任”。

孙中山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而且是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有地位，其中包含着对中国教育家责任即精神的思考和探索（孙中山有时将“责任”称为“精神”，参见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8页）。对此进行考察，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学界对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可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教育家精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孙中山探索教育家责任的原因

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作为教育家的孙中山始终认为中国教育家尤其是从事学校教育的工作者应当担负起一些重要责任，不断探索中国教育家的责任。此并非偶然。

这是由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才。孙中山在领导艰难的民主革命斗争之余仍不忘在多种场合谈论教育的这个本质。他多次很具体地说：“教育”“足以引导人群进化”，或能“启文明而速进化”（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2页）；尤其是学校教育更能“陶冶”或“培养”人才。基于教育的本质，孙中山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爱国的中国教育家首先自己应当怀有救国救民的责任，然后才能引导全国的民众追求“进步”，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以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并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来建设新国家；中国教育家应当成为这些方面“重大的力量”。他还乐观地说：中国教育家“用力得其当”“则中国进步加速甚多”（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367页）。

孙中山探索中国教育家责任，也是时代的产物。孙中山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之初，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中华大地，与中国的封建势力进行勾结，残酷地剥削和统治着中国人民，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此时代背景下，孙中山不断呼吁中国教育家“要问国事”，“当负责”即“用力”“引导国民”“提倡民志”“使四万万国民同心协力”破除“旧势力”并在此基础上“建造好”新国家，“加速”振兴中华的步伐，最后乃至“助世界进化”。显然，孙中山探索中国教育家责任，这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孙中山自身的因素亦有助于探索中国教育家责任。孙中山“一生革命”“便是担负”“救国救民”“这种责任”（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30页）。另外，孙中山童年时期入村塾读书，接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后先后在檀香山、广州和香港等地接受了完整的西式近代教育，并创办过国立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另外，孙中山在从事民主革命过程中注意研究中外历史和现实（包括教育情况）。这些都为孙中山探索中国教育家责任提供了有利条件。

孙中山探索教育家责任的内容

在孙中山眼里，“为人师表”的中国教育家应当担负起一些重要责任。这些责任主要有三方面：（一）就国家而言是“救国救民的责任”；（二）就单位尤其是学校而言是“尊敬师长、爱护学校的责任”；（三）就家庭而言是“孝顺父母、亲爱家庭的责任”。但在绝大多数场合中，孙中山所谓的中国教育家责任则是指“救国救民的责任”。

孙中山论述了近代中国教育家必须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官僚腐败，军阀横行，不成国家”。为了“图救国家之危亡”，作为全国民众引导者的教育家首先就必须“立志救国”，“认定”救国救民是“自己的责任”；这在当时中国是极其重要的。

孙中山尤其寄希望于当时中国在校师范生即未来的教育家，认为他们现在“在学校内求学，便应该学得对于国家的责任”。他呼吁这些师范生“要问国事，便要明白三民主义和实行三民主义（以救国）”，这是他们“对于国家应该负的责任”（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597页）。孙中山还希望一些中国师范生听其民主革命演讲之后“都变成革命党，宣传三民主义”，最终目的是使将来的中国变得富强，“和英国、美国并驾齐驱”（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6页）。

那么，中国教育家包括师范生这些未来教育家应当如何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呢？孙中山亦对此进行了一定思考和探索。

首先，中国教育家自己要“有学问”。孙中山认为，这直接地影响到受教育者的学问和知识。为此，中国教育家所负的责任极为重大。他主张，中国教育家今后应当做好自己的学问，同时还“谈政治”；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人尚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日中国教育家更要“谈政治”和关心“国事”，只有“自己明白了”才能“去宣传”，“去引导人民谈政治”，还要详细研究能救国的三民主义，“谨慎小心，养成国民之模范”。这既是自己担负救国救民责任的前提，也是振兴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础（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375、75页）。

其次，中国教育家在向民众宣传三民主义即“救国主义”和“引导”他们“谈政治”时“应该由近及远”。孙中山说，进入“民国”以后，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教育家在“明白”政治和“国事”以后应当“先对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说明”“再对亲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说明”。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将了解政治和“国事”，弄清民主革命的道理，然后踊跃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

此外，中国教育家在“教人”和“提倡民志”时应当讲究教育方法和宣传技巧。孙中山认为，中国教育家这时候“所说的话应该亲切有味”，在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时“要选择人人所知道的材料”等。

孙中山认为，中国教育家通过种种教育和宣传途径最终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民众将有“一种十年可强中国之信仰”，并有“强中国之志”，此对中国将来走向“强盛”乃至“助世界进化”均有裨益。孙中山这些可贵的看法体现在其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上。

孙中山探索教育家责任的意义

孙中山探索中国教育家责任，既符合教育培养人才的本质要求，又回应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还利用了其自身的有利条件，因而在当时和现在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有助于当时国内更多民众走上救国救民之路。孙中山在从事民主革命过程中对中国教育家责任即精神进行思考和探索，认为其主要责任是“救国救民”，此外还要担负“尊敬师长、爱护学校的责任”“孝顺父母、亲爱家庭的责任”。同时，他也探讨了“救国救民”责任实现的途径，如自己先要“有学问”“谈政治”和关心“国事”，尤其是要研究三民主义，接着在向民众宣传救国主义时“由近及远”，讲究教育方法和宣传技巧。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期，他还在国内一些教育家和师范生会议上发表演讲，宣传其关于中国教育家责任及其实现的主张。所有这些在当时均激发了国内不少教育家或教育人士关心爱国人才的培养和“提倡民志”，从而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民众走上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的道路。这对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蓬勃发展自然具有积极意义。

孙中山探索中国教育家责任或精神，被其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教育家精神时所继承和极大地发展。孙中山逝世后，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重点培养社会公认的“人民教育家”。

孙中山当年对教育家责任的探索，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亦有一定现实意义。孙中山当年呼吁中国教育家应当怀有救国救民的责任和理想信念，“谨慎小心，养成国民之模范”等，然后引导全国民众追求“进步”，共同振兴中华，甚至“助世界进化”，这些思想与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诸如“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等。当然，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上述探索时亦存在一些局限性，但瑕不掩瑜，其可贵的思考和探索仍是占主导地位的。

（作者单位分别为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育家精神赋能师范生协同育人模式构建的理论内涵与实施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来源：《团结报》2026年2月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