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改变中国——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蒋建农研究员

编者按：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3月，《孙子兵法研究》编辑部邀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蒋建农研究员进行了“长征改变中国”的讲座。蒋建农研究员高屋建瓴地论述了长征的概念、胜利的关键和意义，发人深思。

侯昂妤：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非常荣幸邀请到长征问题研究专家蒋建农老师。蒋老师的专著《长征改变中国》有很强的理论性，蒋老师的长征研究新作《从瑞金到遵义——毛泽东的雄关漫道》即将出版，祝贺您。首先，想请您用一句话概括长征。

蒋建农：长征是顺应历史大势、化解革命危机、挽救民族危亡的远征。这次胜利的远征，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侯昂妤：您的概括非常精彩，是对长征意义和价值的高度凝练。接下来，想请您谈谈长征的概念，这决定着长征研究的范围。蒋建农：“长征”的概念，除去长距离战略转移外，还应包括：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一段时间内的集中行动、共同的目的地、产生全局性的重要意义。就广义的概念，从“长征史”的范畴看，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的先行出征，南方11省的三年游击战争策应与掩护主力红军长征的行动，长征开始后各路红军在探索长征道路过程中的行动，如红二、红六军团开辟与坚持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以及后来融合了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红一方面军所发动东征、西征，都是长征史研究的对象。在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之际继续执行长征途中党中央既定战略目标——“打通国际线”的西路军的行动，也应属于“长征”。因为“打通国际线”是进军陕甘战略方针的有机组成，是在红一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确定的方针，中央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一年多的筹措与准备；西路军过河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过程中部署的，是其中一部分；西路军的英勇远征，有力地巩固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成果，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

侯昂妤：谢谢蒋老师。您认为长征的历史背景和使命是什么？

蒋建农：可以说是三大背景与三大使命紧密相连。长征的三大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机；因日本侵略造成中华民族的危机；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这三大历史背景构成长征的三大历史任务，即挽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危机，开辟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实现中国革命战略中心的北移。

侯昂妤：长征是世界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般的远征，是意志和智慧创造的奇迹。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创作了不少气势磅礴的诗歌：“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豪迈诗情体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进军。您认为，长征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蒋建农：长征胜利有五个关键。第一，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包括不惜牺牲自我，一切以大局为重；以党的自我革命战胜“左”倾教条主义；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第二，军民团结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这包括长征中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情况；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努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红军经过15个省市区约2亿人口的地区，红军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占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50%以上，直接接触的少数民族近20个。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第三，各路红军协力作战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战略法宝。一是长征中各路红军进行密切战略配合。和长征前各路红军分别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战争有所不同，长征开始后除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的后方部队之外，各路红军都投入战略大转移之中，各路红军相互配合。二是中央红军起着战略主导作用。中央红军是贯彻中央战略决策的“领头羊”，是寻求战略转移落脚点的探索者，中央红军创建了革命大本营，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三是红四方面军起着战略“摆渡”作用。长征结束时，红四方面军有4.2万人，是各路红军中保留骨干最多的部队。四是红二方面军起着战略策应作用。五是红25军起着战略先导作用。第四，北上抗日共赴国难是长征胜利的旗帜。第五，寻找和创建新的根据地是长征胜利的标志。这包括寻找和创建新的根据地是各路红军的共识；创建根据地对于夺取长征胜利具有重要意义。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补充新兵超过30,000人以上（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扩红数未计算在内）。中央红军在逗留遵义地区试图创建川黔边根据地期间，单是红九军团就扩红4,700人；在扎西整编打算创建川滇黔根据地期间，扩红3,000多人。再如，红二、六军团创建黔西根据地期间，尽管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就扩红5,000多人。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各路红军会师陕甘宁根据地的历史必然性。踏上长征路的红军，要寻找和开辟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是既定的；在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是红军由南向北一路转战中用血的代价摸索出的结论；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趋势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使命，决定了红军要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和邻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适时提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于是，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成为切切实实的行动，化为各路红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上述变化，是全面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的结果，是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的最新认识，是对最终夺取长征胜利的长征道路的科学展望。

侯昂妤：蒋老师，您把长征胜利的关键阐释得非常全面，还想请您谈谈长征胜利的意义。

蒋建农：我认为，长征胜利有五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陈云特别强调：“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其二，红军长征顺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中心已经由南向北发生转移的历史趋势，完成了党和红军主要力量的北移。“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毛泽东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称“此事为前此所未有”。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自北向南推进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历史进程。其三，“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进而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长期稳定的大本营，成为投入抗日民族战争的出发点和战略基地，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此展开新的篇章。其四，长征中各路红军北上抗日和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实际行动，不仅鼓舞了全体红军将士的斗志，感染和动员了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赢得了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减少了长征的阻力，而且完成了党和红军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战争（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使中国革命由低谷走向高涨，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其五，长征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而且打破了他们向中国社会各界封锁共产党人的企图，使他们向国际社会封杀和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图谋统统破灭。长征的胜利及其随之而来的宣传热潮，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以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彻底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对苏区的新闻封锁。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侯昂妤：长征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而且使他们向国际社会封杀和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图谋统统破灭。“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故事更大的谜团、更加混乱的传说了……有人否认有什么红军，说那不过是数千名饥饿的土匪”。“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是什么动力促使他们如此战斗？……这些勇士经历了数百次战斗，经受过封锁、缺盐、饥馑、疾病、瘟疫，最后又经历了6000英里的长征，走过中国12个省，打破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堵……南京政府通缉名单上的头号‘赤匪’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了抓到他，不论死活，蒋介石悬赏25万银圆。这颗价格昂贵的东方脑袋里究竟在思考什么呢？”斯诺带着无数疑问来到了延安。继斯诺之后，又有十几位西方国家的记者陆续访问了各抗日根据地，他们向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长征胜利前后，通过对长征的国际传播，中国共产党人获得最初的国际影响力，并为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和窗口。

蒋建农：长征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

侯昂妤：在长征中凯丰批评毛泽东指挥就是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驳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实际上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过《孙子兵法》，而且还做了读书笔记。我理解毛泽东说的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是指当时没有深入研究。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在长征中也好，在整个中国的革命历史中也好，中国的传统战略智慧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蒋建农：我体会的是很重要的一条：发挥主动性。1935年2月，《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称：“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侯昂妤：是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性是中国传统战略智慧，这在长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蒋老师今天的讲座不仅让我们学习了长征史实，还打开了我们研究长征的新视角，更有对长征精神的深入阐释。

作者简介：蒋建农，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来源：《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