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实践

早在1939年的战争年代，刘少奇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最好”在哪里？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其他优势，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品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积极探索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视党的纪律为“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文明蒙尘、淤泥遍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如何“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现实残酷地考验着共产党人的修养和品质。

把纪律挺在前面，是探索管党治党的一个重要举措。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就特别强调纪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作出了严厉的纪律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受此纪律约束，许多革命先驱放弃本来拥有的体面、高薪俸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对纪律的强调更为严格，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就专门单列了“纪律”一章（即第四章），一共列了9条纪律要求，提出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本党秘密等给予开除处分。在管党治党的严苛纪律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离开了组织甚至投靠反动集团，突出的反面例子就是陈公博和周佛海，由于违反党的纪律被开除党籍。正如五大党章所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

积极探索管党治党的另一重要途径和举措是开始注重反腐败斗争，并建立党的纪检机构。1926年至1927年初，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党员人数出现了剧增的势头。社会上的投机分子，甚至反动政客“也来敲CP（即中共）的门”，“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同时，党的五大成立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由于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白色恐怖，反腐败斗争没有来得及在实践层面普遍开展，但是管党治党的探索为此后党的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带出“苏区干部好作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革命的燎原之势，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党员和红军队伍的来源自然以农民为主，正如毛泽东分析指出，“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由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根据地党政军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具体表现为不要党的领导、抵触思想政治工作、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无组织无纪律、喜欢走州过府等。如何塑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努力。

管党治党从源头抓起，严格入党条件。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为管党治党治军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还指出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规定新分子入党必须做到：（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忠实。（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不吃鸦片，不赌博。

通过建立机构、完善制度，为管党治党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等机构，并要求“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与此同时，先后建立了财务预决算和收支使用制度、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建立专项审计制度等。

制定反腐败文件，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根据这个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深得民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管党治党效果显著，带出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最长的时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水平、能力和修养、作风。这是因为：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成分复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的封建残余势力与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思想相较量。特别是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员进行拉拢、腐蚀，使我们党面临着被腐蚀和官僚化的严重危险。第二，新民主主义政策在经济上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给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侵袭党的肌体提供了可能。第三，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好坏，直接影响人心向背。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的探索实践非常成功，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口碑，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高度肯定。

基于面临形势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设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使管党治党建设更加纲领化、制度化、法规化。1937年8月，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941年5月1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些施政纲领的颁布，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立场。

为了建设廉洁政府，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并开展轰轰烈烈的反贪斗争。1939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先后查处乡级干部贪污分子150名，区级以上27名，逐个驱逐出政权机关，将罪大恶极者绳之以法。1941年底，肖玉璧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执行死刑。《解放日报》发表时评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实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之际，在“天翻地覆慨而慷”大背景下，如何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前夕面临的一道艰难的坎。党领导人民武装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面临新课题。

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突出体现在加强纪律意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克服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为此，党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规范党内生活的根本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了重大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作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开展整党整军运动。自抗战胜利以来，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到1948年党员已发展到300万。为了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各解放区基层党组织从1947年冬天开始，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基本内容的整党运动。经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制定惩治贪污条例，打击贪污行为。东北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淮海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相继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依据条例，有力打击贪污行为，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巩固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管党治党、从严治党，让解放区的群众看到共产党的品质和作风，发自内心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探索，成功地将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一支队伍，凤凰涅槃式地锻造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组织，深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其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启示。

（来源：《学习时报》2026年10月1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