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且需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作为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回答了当代中国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等重大问题，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战略和途径的认识越来越自觉和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发展的“困境”与现代化的出路

　　毋庸置疑，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那么，到底什么是发展？发展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以及怎样实现“好”的发展？客观地讲，这一系列事关发展的价值立场和选择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困境”而日益凸显，成为一个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比以往更为重要和迫切的重大课题。

　　何谓发展？一般而言，发展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广义上讲，发展泛指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过程，就此而论，发展与“进步”、“递进”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从狭义上讲，发展特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自人类产生以来，就面临着广义或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但直接以发展为对象的研究却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所论及的发展主要是狭义或特指意义上的发展，即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尽管国内外发展理论在何谓“发展”这一问题上曾经历了一番长期争论，但最终更多的人倾向于把发展定位在“现代化”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发展的理论也可以称之为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柏格指出：“发展通常被视为是‘成长’或‘现代化’的同义词”，“一言以蔽之，发展意味着‘良性’的成长与‘可欲’的现代化”［1］。我国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著名学者罗荣渠指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框架来看，“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2］。因此，如果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发展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从中国的特殊国情看，发展实质上就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发展即实现现代化，这对于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代中国而言又有着更加鲜明的表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封闭落后社会向开放文明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从盲从自发的传统人向独立自觉的现代人转变，其实质上就是一场深刻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变革。［3］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加快经济增长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经济增长一度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此导致的问题在于，由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致使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问题，而且，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社会问题异常突出，直接危及到了人类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可见，这种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现代化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为“有增长、无发展”。借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的话讲，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风险社会”，这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的离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4］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已然遭遇发展的困境。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作为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我们理应积极借鉴和吸取西方国家现代化之路的经验教训，避免“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局面降临在我们的头上，然而事实并不尽如人意，现代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以其铁的必然性横扫了一切个人的善良意图，美好的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诚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巨大，令世人瞩目，但也不能回避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已经或正在出现。实践表明，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发展进程普遍会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相互交织的突出制约，发展的困局似乎成了现代化的必然遭遇。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这似乎是现代化的魔咒与宿命，谁也难以逃脱。

　　因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现代化遭遇的发展困局保持清醒的认识。着眼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的发展在繁荣的现代化建设景象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的隐忧。诚如布莱克所言：“现代化所伴随的是人类业已看到的巨大灾难……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其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举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5］这好像也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有一定的必然性。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正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这也迫使我们必须认真反思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的现代化还能否继续传统工业化道路以及是否应该依赖传统工业化道路。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面对不一样的发展困局，我们需要不一样的发展对策。当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文明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同时展现给我们时，不能不使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陷入某种程度的价值困惑和冲突之中。事实上，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整个人类现代化的困境，它深刻地表明：以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无法传递、无法拷贝的，人类需要寻求现代化的新路径。［6］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走西方国家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积累后解决”的现代化老路，而必须走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真正指明了破解发展难题、突围发展困境的现代化出路。

　　二、发展观的嬗变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发展观的嬗变是人类对现代化实践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观的历史演进过程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选择过程是同步的。一般而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会形成不同的发展观，而“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7］。换言之，不同的发展观必然指向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历史地看，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形态向科学形态转变的过程，从性质上讲，科学发展观属于“现代发展观”，是发展观的科学形态，它生成于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又指导着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事业。

　　发展观在世界范围内的演进大致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三个时期。早期的发展观认为，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客观地讲，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之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也是空前的。这种现实催生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和环境规划署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不断丰富、完善。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发展主要集中在“物”的层面，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因此，现代过程中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的现象时有发生，“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悖谬现象层出不穷。基于此，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应运而生。总体而言，发展观在世界范围的演进历程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现代化实践而言，有许多富有启发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发展观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我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建国初期，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我们在发展问题上主要以苏联发展模式为蓝本，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实行的是一条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发展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客观地讲，在这种发展观念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初步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但在发展观上始终存在片面性。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是“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生活”。［8］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推进，我们的发展观实现了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发展才是硬道理”［9］，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展问题重要性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0］这里的发展，其实质就是实现现代化。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来宾的谈话中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1］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江泽民同志更加明确了发展的重要地位，突出强调了发展同党的性质、使命、执政理念的内在联系，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同志在深刻总结世界发展经验教训以及对我国自建国以来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从新的实际出发，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凝聚着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心血与智慧，浓缩着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思想，同时又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回顾发展观在全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启与拓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发展观的演进是一个过程，现代化的探索也是一个过程。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观，就必然会选择什么样现代化道路与战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性。首先，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实践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古老的中国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被迫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中国自此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中被动走上了或者说被拖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发展格局之中，但却始终无法摆脱日益成为发达国家依附者的命运，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以缓慢甚至扭曲的形式进行着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真正的现代化便无从谈起。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12］。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化的良性推进创造了重要前提和条件。其次，从性质上看，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为历史己任的先进政党。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们党即开始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在探索之中尽管有曲折和失误，但是正是这些曲折和失误让我们进一步明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应该说，当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就不仅包含着现代化的理想目标，而且还包含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198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中，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13］最后，从类型上看，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大体而言，现代化模式可分为“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两大类型，前者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内部，后者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即国家与政府的组织和推动，如此一来，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容易表现出冒进、快速、赶超、政府主导等特征。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普遍特征。但是，后发国家也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又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实践已经表明，中国要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全面转换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而绝不能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历史已经向世人昭示，只有通过改革全面转换中国的现代化模式［14］，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客观地讲，从发展到科学发展，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它绝非任何已有现代化模式的照搬或翻版，而完全是一种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现代化新模式。

　　三、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新拓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正是对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5］的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事实证明，以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理念”为先导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以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拓展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格局。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16］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那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则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新追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一般来说，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发展的中心、目标等的选择和追求上，存在着“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基本类型。“以物为本”的现代化把追求经济增长和物的发展作为中心与主导目标，一切活动都以财富增长和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与尺度，与“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直接相通，必然造就人的物化生存方式，诚如马尔库塞所言：“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如果这种物被赋予了生命且能挑选它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如果这种物并未感到它是作为物而存在，如果它是一个漂亮、干净的活动物，那么，这种生存方式就还没有废除。”［17］科学发展观所针对的正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不科学的发展“见物不见人”，其实质在于“以物为本”。“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前者属于非科学的发展观，后者属于科学发展观。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和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不同，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在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和为什么发展中是否坚持以人为本”［18］。进一步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19］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价值指向。

　　中国特色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以人为本”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共产党的现代文明意识和执政思维跃升到了一个真正处在时代前列的新境界。“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因此，用“以人为本”来概括、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正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当我们从科学发展观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对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条件、规律获得更深入、更丰富的认知，因此也更彻底地认识到，以人为本的提出凸显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意义和价值，中国特色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只有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最高目的的现代化，即真正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也才是能够真正成功的现代化。［20］

　　中国特色现代化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观与非科学发展观的分野，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样发展”。当“怎样发展”制约着“发展”本身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反思并剖析到底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了。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21］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基本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所追求并拓展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进而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应该怎样发展以及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首先，中国特色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全面性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的目标指向。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绝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22］因此，我们应该从全面性、整体性的高度来认识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23］客观地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一直注重发展的全面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4］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而且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2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不是片面的、不计代价的、竭泽而渔式的现代化，而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其次，中国特色现代化是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从不协调到协调、从不平衡到平衡，是发展的一般过程和普遍规律。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26］当代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更为显著。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27］因此，在正视这种适度的差距并使之保持一定张力的同时，各地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确定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切忌一刀切。事实上，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实现不会也不应该齐步走，而是一个渐进的协调发展的过程。

　　最后，中国特色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需要。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一件“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28］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与困境出发，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特色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仅就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粗暴、掠夺式的征服导致了极大的恶果，也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已经宣告破产。我们要真正懂得从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生存，要坚持人的有机身体和人的“无机的身体”［29］即自然的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也是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现代化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首先，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廓清了思路，使我们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其次，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不会也不能一蹴而就，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推进，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违反现代化进程一般规律的做法，注定都是不能成功的。最后，科学发展观所开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在日益彰显。科学发展观既为人类呈现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同时又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推进了人类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单曲或独奏，它必将参与现代化的世界交响乐并彰显其世界历史性意义。

　　【注释】

　　［1］［美］柏格著，蔡启明译．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1：37－38．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5．

　　［3］姜建成．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

　　［4］［德］贝克等著，赵文书译．自反性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9．

　　［5］［美］布莱克著，景跃进、张静译．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37．

　　［6］南振声．从发展到科学发展，现代化的中国开拓［N］．文汇报，2009－8－3．

　　［7］［16］胡锦涛．推进合作共赢，实现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04－11－21．

　　［8］朱庆芳．科学发展观是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基础［J］．理论与现代化，2004(5)．

　　［9］［10］［11］［13］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77，265，259，17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8)：630．

　　［14］周为民．为新世纪奠基：全面转换现代化模式［J］．新视野，1994(6)．

　　［15］［24］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63、250．

　　［17］［美］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2．

　　［18］袁贵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J］．哲学研究，2005(11)．

　　［19］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光明日报，2006－04－23．

　　［20］周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事业［J］．理论视野，2011(7)．

　　［2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上)：849－861．

　　［22］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453．［23］［美］迈克尔·托达罗著，印金强等译．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51．

　　［25］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2－6－9．

　　［26］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52－353．

　　［2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下)：1356－1357．

　　［28］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N］．人民日报，1997－9－12．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