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关于新中国70年历史研究述评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研究重点随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而有不同侧重。研究成果除专题研究外，还有通史类、综合类研究。

　　其中，通史类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由齐赫文斯基主编的10卷本著作《从古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该书第8卷《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6）》利用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全面记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的历史。

　　综合类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由季塔连科主编的6卷本系列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该书旨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今日中国的联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际社会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阶段和各个领域。本文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研究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两个部分，对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关于新中国70年历史的重要研究成果和观点加以述评。

　　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新中国这段历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在这个阶段，苏联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第二阶段是中苏两党、两国从意见分歧到关系走向破裂，在这个阶段，苏联学界对新中国的看法和观点多以负面为主，一些成果在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上有所缺失；第三阶段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思想日趋多元化，一系列档案得以解密，学术研究也开始更广泛利用国外学术资源和成果，新中国史研究工作逐渐回归学术研究的轨道。

　　（一）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学界出现了一系列介绍新中国、颂扬新中国成就的宣传性文章、教材和小册子。许多在中国学习、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记者回国后发表介绍新中国的短评和随笔，讲述所见所闻，如奥夫钦尼科夫、杰留辛、波利亚科夫、斯特拉霍夫等苏联记者和专家就撰写了大量短评和随笔。针对不同读者，苏联还编写了普及读本和教材，对新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介绍，如阿瓦林的普及本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出版了一批关于新中国的实用性专题类著述、文件集和手册，如杰留辛的《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农业问题所作的斗争》、甘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鲁涅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本质》和马斯列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制度》等。1956年，苏联还成立了中国学研究所，出版《苏联中国学》杂志，刊发研究和介绍关于新中国各方面情况的文章。苏联出版的有关中国及亚非国家的近现代史著作也增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章节，如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史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就占了三分之一篇幅。

　　中苏论战开始后，苏联学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66年，苏联成立远东研究所，该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新中国历史，撰写理论批判文章。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日益得到苏联和俄罗斯各界的关注和肯定。

　　此时，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相关问题上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减少。远东研究所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经济、农业、法制等方面的著述，俄罗斯外交部编辑出版的《俄罗斯与中国谈判集》等反映了这一时期有关领域的情况。

　　有学者对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梅利克谢托夫提出，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构想是“策略性”的，将其视为“夺取政权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要放弃“新民主主义”概念。

　　别列兹内认为，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当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使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产生了样板效应；二是中国在 1949至 1952年间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出现了革命急躁情绪、平均财产思想和社会空想等思想倾向；三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包括世界的总体形势以及苏联的援助，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条件，而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和朝鲜半岛战事，促使中国领导人“把社会和经济生活进一步国家化”。

　　实际上，这些观点是不准确甚至是不正确的。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立的奋斗目标。而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和俄罗斯一些学者对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因的探讨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的全盘思考。

　　（二）抗美援朝战争研究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是苏联和俄罗斯学者比较关注的论题。俄罗斯学者根据档案资料推断，中国领导人是在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向朝鲜派兵决定的。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战时派驻中国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论著中，如列多夫斯基的系列文章《1949年12月—1950年2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谈判》《1952年8—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谈判记录速要》和贾丕才的著作《在不同纬线上——外交官日记》等。

　　此外，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们还比较关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问题。1969年出版的贾丕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十年两种政策》，公布了苏联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弹药、燃料、食品、药品并派驻军事顾问等的有关情况。

　　在197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十年三种政策》中，贾丕才详细介绍了停战协议签署过程中苏联所起的作用。此后出版的多由苏联战时驻华外交官、军事顾问撰写的回忆性著述，结合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对战争中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情况作了更为具体详实的叙述，如列多夫斯基的《斯大林与中国》等。

　　（三）“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研究

　　“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是苏联和俄罗斯学者比较关注的论题。从运动一发生，学者们就开始了相关研究，他们试图搞清楚这些事件的起源和主要原因，主要研究成果有：格鲁宁、格里戈里耶夫、库库什金等合作完成的《中国现代史（1917-1970）》，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1970年恢复原名“东方学研究所”）和非洲研究所共同出版的3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及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出版的教材《中国的历史：从远古到现在》等著述中都增加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相关内容。

　　此外，还有卡那瓦洛夫的《“大跃进”的社会经济影响》、雅克缅科的《中国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和沃耶瓦金的《“大跃进”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中的影响》等文章和出版物。

　　由于当时的很多论著是在充满政治偏见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中的多数观点和主张并不科学、客观。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政治偏见才逐渐减弱。乌索夫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1960-1966）》是俄罗斯第一部综合研究这段历史的著作。

　　之后又出版了《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1976-1984）》，《从古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历史》第8卷《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6）》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也由乌索夫写作。他参考中共两个历史决议的主要观点，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完成了该卷相关内容的写作。

　　科鲁申斯基的《“改天换地”——亲历者眼中的“大跃进”》一文，是作者1957至1959年担任中国外国专家局俄文翻译兼顾问时的日记，记述了他所见到的“大跃进”运动中的中国时局、中苏关系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从他的视角描述了“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另外，从1975年开始，苏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每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详尽反映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成为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中苏关系研究

　　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俄罗斯档案资料的解密，俄罗斯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述中苏友好时期两国的密切交往，分析中苏分裂的原因和后果，反思和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齐赫文斯基主编的《20世纪俄中关系文件资料集》等相关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总体反映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苏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米亚斯尼科夫主编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库利克的《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等。

　　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苏联专家援华问题的研究。米亚斯尼科夫在《友好的十年》一文中，用数据说明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各领域援助的情况及其对中国的建设发展、巩固国防等方面的作用。

　　韦艾兰利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档案资料，在《中国经济、科技和人文建设中的苏联专家》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科技、农、林、地质、水利等领域援助的具体人员和内容。她在另一篇文章《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和建设领域的苏中合作》中，阐述了苏联对新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工业建筑、城市建筑、民用建筑，以及对中国建筑学科和建筑技术的影响。那些建于20世纪50年代、带有浓郁苏联风格的中国建筑，也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见证。

　　玛玛耶娃、索特尼科娃、韦艾兰共同完成的《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系统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华援助项目，使50年代的中苏合作研究走向深入。关于中苏分裂的原因及影响，库利克利用大量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档案、两党重要会议档案、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讲话等，着重从两国历史和政治角度研究双方关系的发展演变。他在《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一书中，提出苏中分裂是由苏中两国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国情和对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分歧导致的。苏中分裂对两国历史走向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苏关系中一些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是中苏关系研究的重要参考。齐赫文斯基对1939年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驻华外交官10余部回忆录进行综述，形成《193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回忆录》，记述了他们当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们亲历的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

　　巴扎诺夫的《中国：从中世纪帝国到21世纪的超级大国》，也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述。书中详尽分析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各个发展阶段的成因、特点和走向，记述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时期两国外交官的接触、苏联对中美建交的评价和分析等。

　　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发表大量论著，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党建等领域，追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析取得成就的原因，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经验。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苏联和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成就的总体评价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的重要政策、举措、成效等问题的研究加以述评。

　　（一）对改革开放进程和成就的总体评价

　　对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和评价集中体现在纪念改革开放和新中国成立的重要时间节点前后出版的一批著述上，成果极为丰富。季塔连科是俄罗斯中国改革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指出，中国的改革顺应了时代的召唤。5000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最深厚的生存基础和振兴根基。因此，中华民族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潜力，拥有经得起任何严峻考验的承受能力。他指出，中国改革的重要成就是，使一个人口大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上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

　　季塔连科的这些认识，已成为今天许多俄罗斯学者的共识。2018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召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由衷赞叹。会议主持人波尔加科夫在发言时指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成就史，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在很多方面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提升。维诺格拉多夫指出，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不只是几代中国政治家的追求和梦想，而是正在成为现实。中国新的世界地位，使其发展模式有机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指明了光明前景。

　　（二）经济领域研究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既有侧重于中国经济发展原因、特点的宏观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专题梳理。21世纪以来的主要著述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写的论文集《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改革》、波尔加科夫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政策》和《中国经济改革1979-1999》、皮沃瓦罗娃和季塔连科等合著的《现代化与改革之路上的中国》、皮沃瓦罗娃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结果》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集体著述的《走入 21世纪的中国经济》、博罗赫的《中国经济思想》、瑙莫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96-2020年经济发展战略与问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中俄经济改革比较分析》、孔德拉绍娃的《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穆罗姆采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工业化之路》以及博尼的《迈向市场道路上的中国农村》等。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主要原因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同时遵循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而且，中国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都是逐步分阶段进行的，不是快速推进、一蹴而就的，避免了社会大的震荡。

　　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抵御危机政策》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举措、效果和经验，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保持了经济较为平稳的增长，成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动力之一。中国对经济危机的有效应对，使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中俄改革比较研究，是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战术：俄罗斯利用中国改革经验的可能性”课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反通货膨胀、信贷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和地方经济等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探讨俄罗斯经济改革借鉴中国经验的可能性。之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中国和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共性与特性”课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总结。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波尔加科夫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当前形势与前景》一文中系统梳理了转型的进程。他认为，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总方向是发展新兴战略产业，这取决于中国科技方面的发展潜力及其成果转化。波尔加科夫不仅从中央层面和国民经济整体层面考察，还从局部和地区维度观察、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特点及结果。他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深圳经济发展的特点》一文中指出，深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不是靠提升内需，而是靠产业结构调整。从历史上中小企业为主体从事委托加工、来样加工的经济模式，短期内转型为新型生态友好型城市，深圳是发展非能源型产业的成功范例。

　　2014年，中国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俄罗斯学者在追踪观察的基础上对此进行研究。博罗赫在《中国特色的“新常态”》一文中，探讨了中国“新常态”概念的内涵和理论来源。他认为，中国的“新常态”不同于西方对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描述，而是指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另一阶段的客观过程。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但这将有利于质量的提升。

　　（三）政治领域研究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的政治领域较为关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国家和法学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研究人员集体研究成果《1978—2005年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政治体制与法制》，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制发展的进程。科瓦廖夫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主要趋向进行了分析。维诺格拉多夫的《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进一步寻找认同感》以经典和现代的政治理论为依托，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思考。

　　贝尔格尔的《中国政治改革前景》一文，回顾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中国理论界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探讨达成的共识以及未来改革的方向。玛玛耶娃的专著《政党与权力：中国共产党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政党政治为研究对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一系列举措。她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保证。她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政治改革60年——中苏比较分析的若干方面》一文，认为中国政治建设呈现逐步发展的态势，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中国共产党存在着进一步自我完善的巨大潜能。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60年间展现了自身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中俄（苏）两国在 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走过了相近的发展道路，最终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俄罗斯学者希望从中俄比较中找到答案。鲍罗季奇的《中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比较分析》一书，通过回顾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考察，分析了中俄政治体制改革中各自国内外经济、社会、文化及内外相互作用等要素，提出俄罗斯的改革是外源性的，而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把起着“承重结构”作用的中国传统与社会特点相结合的新型模式。

　　（四）外交领域研究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外交领域的研究重点，逐渐从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传统的双边、多边外交研究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扩展，以探寻中国对全球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影响，寻找中俄两国利益的共同点。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是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外交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特里福诺夫在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1949-2009）》中，阐述了中国外交政策演进的主要阶段和各阶段内容，并分析了中国在处理国际重大问题和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等方面所持的原则立场。

　　拉佐夫的《俄中关系六十年经验教训》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俄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共识和分歧，提出应学习和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理智建设未来的俄中关系。

　　达维多夫在《美国—中国—俄罗斯：35年后的“三角”》一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了中苏美战略大三角，35年来，这个“三角”虽然早已结束正面对抗，但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架构，仍然保持着各自对全球化的独立影响。

　　波尔加科夫在专著《21世纪中国对外政策》中，分析了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和特点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预测了中国未来伟大复兴的前景。

　　库济克和季塔连科合著的《俄罗斯与中国2050：共同发展战略》一书，分析了中俄两国利益的共同点，阐述了双方在合作与发展战略基础上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决心和努力，展望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

　　季塔连科和洛马诺夫合作完成的《中国大国战略的政治文化视角》一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在外交领域提出的一些新思想。作者认为，中国目前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使中国在同世界的交往中，能够寻求经济利益与政治、外交目的的协同实现。例如，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想，对于改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领导人的论著中也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如塔夫罗夫斯基的《习近平：正圆中国梦》、潘佐夫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乌索夫的《邓小平和他的时代》以及加列诺维奇关于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专著等。

　　综上，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围绕新中国70年历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受本国发展状况和中苏（俄）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一些观点甚至失去了学术研究应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对当今中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等，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陈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