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前景

一、资本主义面临的六大挑战

     在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结后的一段时期内，许多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中的前沿问题摆在了共产党面前。当时，这些困难看似不可逾越。然而，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变化。自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危机逐步将自身的问题暴露出来。这场危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它将一个长时间被遗忘的问题又凸显出来：“资本主义有未来吗？”在这一背景下，当今的资本主义面临六大挑战。

 第一，经济全球化危机。许多人认为，曾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一些国家造成威胁，并将其中一些国家推向孤立主义。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计划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全球化的，并通过贸易战和保护主义的威胁进一步将经济全球化推向深渊。经济全球化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首要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阶段，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从40%上升到60%，损害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萎缩了，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其次，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重心明显东移；最后，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些国家自身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一些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衰亡，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以及资本为追求利润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第二，资本主义普遍性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将资本主义推入一场深层的生存危机中，它不是传统的商业循环，而是一场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的普遍性危机。如今，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遭受到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警告的“世俗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困扰。萨默斯（L.H.Summers）指出，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即“长期的增长远远低于过去的增长趋势或对增长潜力的预判，随之而来的是充分就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互不相容”。在这方面，战后帮助资本主义避免了世俗停滞的“凯恩斯式解决方案”对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吸引力似乎没有那么大了。

 第三，技术变革危机。随着数字时代的兴起，技术性失业威胁着发达经济体。今天，资本主义面临着一个残酷的敌人，它表现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生产力，即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被称为“第二机器时代”，其特征是劳动被智能机器所取代。马克思是第一个谈到资本主义竞争带来技术进步的经济学家。此前，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地域扩张等各种措施，消化了第一次潜在的“技术性失业”，即淘汰非技术性工作岗位的浪潮。然而，第二次“技术性失业”浪潮已经到来。一些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预测，这次浪潮将持续较长时间，非常高的结构性失业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出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中预言了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变化。他断言，科学技术将成为财富的源泉，劳动将被边缘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状态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这引出了几个问题，如“工人失去了收入，消费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将困扰资本主义制度。任何改良，例如今天在许多国家讨论的普遍基本收入制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因此，这就是技术在决定生产方式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技术所带来的富足社会才能成为促进个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社会。

 第四，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加剧。这致使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退回至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就此而言，随着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据《经济学人》报道，全世界的非正常利润约为66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论证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现象在持续加剧。具体而言，富裕国家的资本份额不断增加，由1970年占国民收入的15%～25%，增至2000—2010年的25%～30%。随着资本取代劳动，人们预计这种“资本回归”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因为“在防止资本/收入比β随着国民收入中的资本份额α稳步上升方面，并不存在自我校正的机制”。

 第五，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瓦解。二者关系瓦解的部分原因在于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加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专著《不平等的代价》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美国不平等现象加剧对民主产生的不利影响。他特别指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对选举制度构成威胁，因为它更多地反映了顶层的看法。他评价说：“我们的选举有失偏颇，因为它向顶层倾斜。”因此，不能认为民主国家当前的选举制度足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此外，斯蒂格利茨认为，即使是像希腊这样处于发达工业经济体的负债国，也会受到来自国际或区域组织(如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委员会)及金融市场的压力。这种压力和指令可能与上述国家的民主进程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现象产生的不利影响和民主的持续削弱有更深的根源，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经济制度的消亡有很大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根源在于20世纪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为形式的传统自由主义制度遭到破坏，而以摧毁社会主义为动力的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前的自由民主危机不过是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调控陷入危机的历史产物，由调控带来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于20世纪70年代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辅之以上述因素，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对工人阶级进行反击的后果。凯恩斯时代的终结是资产阶级对利润被侵蚀做出反应的后果，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工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威胁到资本主义的根基。著名经济史学家、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认为：“凯恩斯式的管理者在他们所创造的充分就业、工会化的经济中未能阻止工资对资本的侵蚀，破坏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治效用，在政策上为抵制革命铺平了道路。货币主义理论为反凯恩斯主义者提供了思想上的掩护，通过制造大规模失业来推行破坏工会掌控工资谈判的政策。”

 第六，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资本主义增长和分配之间的矛盾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生态危机。大卫·弗利金（David Flicking）在彭博社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增长所依赖的化石燃料动力致使世界陷入了当前的气候危机，驱使其全力推动碳转型，是如今扭转这一灾难的最大希望” 。然而，资本主义是否是“扭转灾难”的最大希望？它能否解决当前危机的各个方面？

二、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前景

 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为社会主义事业在21世纪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这场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中发挥主要作用，回答资本主义危机提出的问题。高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将满足人民的需要，因为它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上述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种发展模式，迈向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就此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面对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威胁，中国最近已向世界展示了走向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我认为，近来有三个重要事件能够抵消资本主义危机某些方面的不良影响。第一，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潮流”，呼吁处理好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中国作出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历史性决定。这将是一项伟大的壮举。由于中国仍然依赖化石燃料，因此需要对资源分配进行重大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清洁技术投入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力争实现碳中和，表明了社会主义在应对生态危机、气候变化和建立可持续的未来等方面具有优越性。对此，习近平主席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文中，勾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与时俱进的宏伟蓝图。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他强调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其中包括绿色发展理念）“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

 第三，中国在“追赶与超越”战略中表现出技术优势。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正使其成为新技术的领跑者，未来其领先的新技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将会再次证明社会主义与创新引领的经济增长模式相辅相成。

 中国的发展趋势表明，社会主义在保障人类未来发展所需进行的根本变革方面具有优越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正率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成为进步的明灯。

作者：加桑·迪别（Ghassan Dibeh），黎巴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巴嫩美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译者：唐芳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