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成为新中国公民的阿拉伯人：黎巴嫩学者眼中的马海德

　　马海德的父亲，是出生于黎巴嫩哈马纳镇的纳霍·海德姆，1902年移民到美国，经人介绍，在布法罗城郊区的一家钢铁厂当工人。1909年，二十多岁的纳霍到了结婚的年纪，他民族观念很强，想娶家乡的阿拉伯姑娘，便在这一年请假回到了黎巴嫩。在与哈马纳镇相邻的马哈尼斯村，他遇到了萨曼·约瑟夫，他们两情相悦，很快就结了婚。婚后纳霍带着妻子漂洋过海，回到了布法罗城。1910年9月26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乔治·海德姆在那里出生了。此时此刻，没有人会想到，26年之后乔治会以马海德的名字与中国产生深厚因缘。

年轻时的马海德。

　　1926年，乔治·海德姆以优异成绩进入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在三年预科毕业后，乔治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黎巴嫩，并于1929年进入贝鲁特美国大学完成本科学业。1931年春夏之交，乔治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去往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研究生，并于1933年获得皮肤病学和性病学博士学位。在瑞士期间，他结识了一些来自东亚的学生，并被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深深吸引。毕业后，在和两位好友扎尔·卡茨和罗伯特·莱文森讨论去哪里时，乔治拿定主意说：“到中国去！”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去上海开一家专门治疗性传播疾病的诊所，去帮助那些需要基础医疗服务的人。

乔治（左一）与大学好友卡茨和莱文森的合影。

　　1933年8月3日，在两位同学父母的资助下，乔治·海德姆一行三人从意大利里雅斯特港出发，途经新加坡和香港，于9月5日抵达上海。乔治在上海挂牌开了一间私人诊所。凭借日内瓦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学历，诊所渐渐在上海医学界有了点小名气。后来，三位医学博士发现了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与其说是由疾病和流行病引起的，倒不如说是因为食物和衣物短缺引起的。在工厂里，恶劣的工作条件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儿童死于非命。海德姆谈到了他在上海的痛苦回忆，他看到难民如潮水一般涌来，大批的妇女、儿童饥肠辘辘地倒在人行道上，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外国人，加入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小组，其中成员就包括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作家路易斯·艾黎，后者也成为了海德姆的终生好友。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第一次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当他读完《共产党宣言》，立即意识到这种思想为什么能像烧不尽的野火一样遍布开来。在他看来，其背后原因正是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拥抱共产主义来走出无知、贫穷和疾病的黑暗。

　　1934年冬天，乔治·海德姆在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周年而举行的聚会上结识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宋庆龄在美国获得学位，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影响力，并且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人民争取药品和食品等国际援助。

　　1935年，毛泽东领导红军进行了万里长征到达陕西北部。在长征途中，红军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难，更不用说健康问题了。为了让世界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并应毛泽东改变落后的医疗状况的请求，宋庆龄告诉乔治·海德姆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陕西的那些人都是杰出的革命人士，他们将来可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他们需要医生，也需要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终于，在1936年7月15日，乔治·海德姆在中国西北红都保安一孔窑洞中见到了毛泽东。当海德姆和斯诺听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阐述后，他立即表示准备提供医疗服务。

马海德与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是海德姆到延安后的首批病人之一。当时南京、西安的报纸传言称毛泽东患上了严重的肺痨，将不久于人世，而乔治·海德姆的职责之一就是证实或否定这一谣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他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你的身体很好！特别是肺部没有问题，只是由于缺乏营养，加上工作劳累，身体太瘦了，需要加强营养。”斯诺听了则大声宣布：“我要告诉全世界，经过外国医生检查，毛泽东身体非常健康，让国民党制造的谣言彻底破灭吧！”当时有那么一种舆论氛围：如果某条信息的来源中立，比如来自于西方的医生，那么该信息就值得信任。

　　在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地区后，海德姆撰写了一份关于医疗状况的报告——《苏区卫生调研报告》，并就如何改善当地医疗状况提出了建议。在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后，海德姆决定留在延安。他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顾问。

　　海德姆表示，自己的中文名字是周恩来取的。当时他跟随一支红军小分队到了陕甘宁地区，当地一个清真寺的阿訇也参与了给海德姆取名字这件事（据查证，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海德姆为了不让美国的家人担惊受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也考虑到不让留在上海的朋友们受到牵连，决定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告诉过他，回族人多是穆斯林，而回族中马姓是大姓。于是海德姆便取“马”姓，保留原名“海德姆”的前两个字“海德”。从那时起，他就被称为“马海德”，也就是“马”医生。毛泽东在保安接受过马海德和斯诺的访问。访问结束后，毛泽东对马海德和斯诺说：“明天你们离开保安，有一支骑兵小分队送你们去西部前线，斯诺和海德姆。”“不！”毛泽东笑着一挥手，“海德姆博士已经改名为马海德同志了。那边是甘肃、宁夏。在那里，马海德会见到很多本家兄弟了。”——译者注）。马海德为支持周恩来号召穆斯林参加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进入西部地区后，在路旁村庄的墙壁上，可以看到两条用阿拉伯文写的标语（一条是“红军和回民是兄弟”，另一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译者注）。马海德向穆斯林呼吁团结、放弃内战，并坚称红军绝不是反穆斯林的。

　　马海德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顾问期间，遇到了一位名叫周苏菲的中国女性。七七事变爆发后，周苏菲撤离上海，于1938年抵达延安。苏菲与马海德的第一次见面，是病人与医生的见面。看病接触中双方都互生好感，很快就坠入爱河，并于1940年在延安喜结连理。

马海德与妻子周苏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用英语对外广播，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军队在华犯下的暴行。马海德作为新华社的第一位对外顾问，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传播员和翻译员。在白天履行完医疗职责后，马海德就直接去新华电台播报新闻。他还收听搜寻了BBC等外国广播公司报道的新闻，然后将英文新闻翻译成中文，并将其作为参考材料送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朱德称赞马海德说，“看懂那些‘天书’，马海德是权威！”

　　根据马海德的建议，延安建立了中央总卫生处和中央医院，这为中共各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奠定了基础。为解决药物短缺问题，马海德致信宋庆龄，请求她寻求国际援助。在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帮助下，许多国际医学专家来到中国，在战争期间帮助中国人民，其中就包括加拿大药剂师诺尔曼·白求恩和印度外科医生卡瓦尔·柯棣尼斯（柯棣华）。1938年3月，白求恩作为美国加拿大医疗队的成员到达延安，并于1939年因伤以身殉职。为隆重悼念和学习白求恩大夫，一直负责与白求恩保持电报和信件联系的马海德提议，将原来的八路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项提议得到了军委总卫生部的批准。

　　在国内外各界的帮助下，中国的医疗服务条件每年都在改善。中国共产党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样本，在根据地又建立了8家中央医院和24家分院。根据记录，这些医院共配备床位11800张。从1936年到1947年，马海德在延安治疗了3万多人次的陕甘宁边区军民。

　　1949年9月底，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亲自为马海德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证明书，马海德正式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阿拉伯人，也是第一个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他现在终于知道了他一生的归宿在哪里。开国大典前后，马海德每周坚持去协和医院出门诊和参加会诊，病人看他是外国人模样，却讲满口流利的普通话，问“大夫是哪里人？”马海德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啊！”

　　1959年5月，毛泽东派他前往中国西南部的云南，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苗族建立公共医疗卫生系统。马海德很想为中国这个长期被忽视和遗忘的地区提供医疗援助。同时，马海德为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也做了很多工作。尽管那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云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还处于如同奴隶社会般的落后状态，大部分人都过着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马海德带领医疗团队，深入弥勒县西山阿细族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开启了当地医疗现代化的道路。

　　直到1950年，马海德一直活跃于医学实践的第一线。随后，他担任了一系列政府职务，负责组织提供医疗服务、开展前沿研究以及实现中国医学专业的现代化。1950年至1953年期间，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并在卫生部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皮肤病、性病的研究所。

马海德走访病人。

　　从1953年至1972年，马海德把一半的时间都花在消灭梅毒和麻风病的一线工作上。他与患者同吃同行、同甘共苦，骑着毛驴四处奔波。马海德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尽管他患有胃溃疡，牙口也不太好，但他坚持与其他人一起睡土炕、吃粗粮，绝不搞特殊待遇。

　　在中国的这些年里，海德姆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和研究工作，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随着马海德获得了中国国籍，并在政府担任要职，妻子又是中国女性，他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

　　与此同时，居住在美国的父亲也一直在寻找着儿子。1962年仲夏的一天，一位美国老人敲开了中国驻叙利亚使馆的大门。当时值班人员问他是谁，他回答说，他来自美国，要寻找他在中国的儿子。原来，老海德姆是在英国报纸《泰晤士报》上读到了一篇报道，称他的儿子乔治在中国担任重要职务，是中央卫生部的顾问，还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密友。于是他便决定前往新中国看儿子。但在那时，中美尚未建交。时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徐以新便想到，可以让马海德和他的父亲在已经与中国建交的叙利亚见上一面，因为叙利亚也是紧邻他们的故乡——黎巴嫩的中东国家。

马海德一家三口。

　　于是马海德携妻儿从北京动身，飞往莫斯科，再换机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最后才乘机抵达大马士革。在中国驻叙利亚使馆的安排下，马海德和他的父亲在分别三十多年后终于见面了。老海德姆私下问他儿子：“我听说你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朋友，那你现在财产有多少？”马海德大声回答道：“我有一片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整个中国都是我的家。”

　　在马海德的余生中，他积极参与政治，推动医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并将医疗服务扩展到偏远地区。马海德不仅帮助在北京建立中央皮肤病、性病研究所，还研究了麻风病的病因以及如何预防这种疾病。他特别致力于加强医学病因研究，以及为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

晚年马海德。

　　马海德与胰腺炎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罹患癌症和糖尿病，于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去世前，他从连续几天的昏迷中醒来，留下了最后一句遗言：“参加国际麻风会的代表回来没有，他们好吗？”

　　马海德去世后，周苏菲将丈夫获得的三万美元国际奖金拿了出来，成立了出资奖励优秀麻风病防治工作者的基金会——马海德基金会，完成了马海德生前的愿望之一。周苏菲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在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道路上，她与他始终携手同行。

　　根据马海德的遗嘱，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埋在三个他心爱的地方：三分之一葬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三分之一葬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家属公墓，最后三分之一撒在延安的母亲河——延河水里。延安是革命的圣地，也是马海德立志做一个中国人的地方，更是他开始投身中国革命的地方。在这里，乔治·海德姆开始加入毛泽东和周恩来所领导队伍的行列。

　　马海德是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第六届、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此外，马海德还先后获得过1982年美国达米恩·杜顿麻风协会奖项、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颁发的国际公共卫生麻风病防治成就证书、1986年黎巴嫩总统授予的科芒德尔国家勋章、1986美国艾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和国际甘地奖等奖项。

　　2003年，乔治·海德姆博士的雕像在其家乡黎巴嫩哈马纳镇的一个公园内揭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其作为他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并肩战斗的象征，以表彰他在防治麻风病的科学和医学研究中所做的巨大贡献。

位于哈马纳小镇的马海德雕像。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乔治·沙菲克·海德姆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他说过，中国的医学比美国拥有更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中国政府真正将人民健康的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当政府坚持这一原则时，这意味着为人民的健康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