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正：海外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认知与评价

2023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从海外学界讨论的情况来看，他们主要关心以下热点话题：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理念将会如何改变中国，又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聚焦海外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讨论，重点从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依据、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及前景与挑战等几个方面对海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向世界讲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故事提供有益借鉴。

一、海外学界对新质生产力提出依据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为何要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该概念是基于何种背景、何种理论提出来的？海外学界主要从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进行了分析。 

（一）理论依据：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理论依据方面，海外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新质生产力最直接的理论渊源，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大为（David Monyae）指出，卡尔·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可以生产供人类使用的物品，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技术在经济和更广泛的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他们坚信技术和创新可以成为核心生产力。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名誉教授埃里克·巴克（Erik Baark）表示，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传统概念作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这并不令人意外。邓小平就曾经明确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描述为追求更高的科技含量，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科技创新以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二）历史依据：源于中国共产党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百年实践

在历史依据方面，海外学界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生产力理论的发展探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以及对生产力发展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

南非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原主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客座教授加雅·乔希（Jaya Josie）指出，尽管新质生产力一词是习近平主席于2023 年9月首次提出的，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成功使中国人民摆脱了绝对贫困，而当前倡导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是推动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孟大为也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首次采用技术驱动型经济政策，事实上，这只是一系列以技术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最新的一个，这些战略包括1970 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2015年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孟大为指出，这一系列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将中国推向全球经济强国，也使中国成为生产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的世界领导者。 

英国剑桥工业创新政策研究院分析员范宗帅也认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概念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周期相吻合。范宗帅指出，《中国制造2025》是以制造业为重点的顶层设计，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讨论、设计、传播和实施新的产业政策开辟了空间，这一新概念将分散在各种官方文件中的相关政策集中到一起，引导它们汇聚成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和制造业发展的统一规划。英国华威大学教授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等人也赞同新质生产力既是对《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延续和更新，同时也是对“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升级和深化。 

（三）实践依据：源于有力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海外学者基于对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为应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困难挑战而采取的关键性举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唐迈（Michael Dunford）指出，过去曾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如出口加工产业、房地产等领域的增长动能已显著下降，同时，2013年之前中国主要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不平等现象也不断加剧，因此，中国政府寻求开辟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

美国制度思想学会主席、威拉姆特大学教授梁燕观察到，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的减少。梁燕指出，过去人口红利支持了经济的增长，但未来的增长需要依靠的是人才红利。因此，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这一发展战略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举措。日本综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野纯也和董事会成员津村秀树从工业发展的视角分析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摆脱生产过剩；二是从经济安全角度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三是加强在绿色市场的竞争优势。

海外学者基于中国之外的视角的分析认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深受国际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产业变革为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机遇。巴克指出，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深刻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切都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当前世界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地缘局势日趋复杂，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全球格局变动的重要战略举措。唐迈指出，由于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发展、在标准的制定和推广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基础设施和经济走廊方面的建设、有效的治理、在国际贸易中使用非美元货币，以及在参与全球一体化项目和双多边外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挑战其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导地位的对手以及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规则基础秩序”的威胁，由此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和打压政策。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脱钩政策做出的战略性回应，其目的是通过实现自力更生和现代化促进经济增长，以更好地应对外部压力和贸易紧张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把发展重点放在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上，以确保其在全球贸易和经济格局中的先发优势。沿着这一发展道路，中国不仅能够成功应对全球科技、贸易和经济碎片化的复杂局面，而且还将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总的来看，海外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依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既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也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相较之下，海外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理论依据的分析仅停留于宏观层面的探讨，对于新质生产力具体在哪些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二、海外学界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认识

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在哪些方面？海外学界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主要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

第一，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为技术水平的突破性创新。海外学界高度赞同科技创新对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巴基斯坦智库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泽赫拉·扎伊迪（Zehra Zaidi）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它是经济振兴的催化剂。中国将创新视为经济持续增长和提升竞争力的基石，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代表着生产力的飞跃。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研究员徐彦子认为，中国不会通过更多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实现下一轮经济增长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而是旨在通过发展颠覆性技术，尤其是先进产业中的高科技提升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龙洲经讯创始合伙人葛艺豪（Arthur R.Kroeber）进一步分析认为，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实现颠覆性突破，这意味着中国最新的产业政策将侧重新兴的或尚未存在的“未来产业”，而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技术进行渐进式改革。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Muhammad Asif Noor）指出，这种以创新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不仅是一个支点，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旨在将生产力从传统增长路径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使高科技、高效率和高质量不仅停留在人们的愿望层面，而是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石。努尔注意到，这一变革性的发展愿景同中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更广泛目标相呼应，即新能源、高端装备和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实现巨大飞跃。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优化升级以及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海外学者注意到，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不仅包括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还包括创新性的资源分配以及深刻的工业转型，其实质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质量和劳动手段。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指出，为了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配置，中国政府除了实施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改革外，还推动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投入使用。为了实现产业升级，中国正在努力加强供应链建设，改造和推进传统产业，培育新兴和未来产业，并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不少海外学者关注到新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提供了强大的体制保障，是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政府通过向相关国有企业和领先的民营企业注资、提供税收优惠、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措施来支持科技创新。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充分调动国家资源来提高尖端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将这一发展策略称为“大掌舵”战略，即通过利用税收减免、研发退税、国家主导资本分配以及土地和能源补贴等手段来提高中国共产党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的竞争力。巴克也注意到，2023年3月组建的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就是为了系统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和市场的协调配合，在新型举国体制下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使之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葛艺豪认为，“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和“新型举国体制”的结合表明中国朝着更加集中、自上而下的经济管理模式迈出了关键性一步，但这并不代表简单地回归中央计划，因为中央发布的相关文件都明确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为此必须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三，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指出，中国过去20年的增长是由实物资本积累推动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也包括对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但这种增长方式很容易引发金融风险，造成资产配置效率低下。而中国政府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 旧生产力的局限性，才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通过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颠覆性技术，尤其是通过先进行业提升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而不是通过更多的债务支出来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因此，在很多海外学者看来，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已经从过去40年来依赖重工业和庞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转向以创新为中心的新发展模式，从对实物资本和房地产的大量投资转变为专注于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实现这一转型，中国的工业不仅将在未来几十年为充满活力的国内经济提供持久动力，而且将在全球范围发挥重要作用。

巴克指出，新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相差的“优质”一词可能会对中国以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新质生产力的表述意味着中国不是要增加各种新的生产力，而是要把现有的生产设施升级为更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目标不是为了扩大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的生产，而是要利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先进技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发展理念一旦取得成功，很可能会对全球生产力网络的结构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产生巨大影响。

总的来看，海外学者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认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的科学内涵，充分认可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的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跃迁。

三、 海外学界对新质生产力重大意义的认识

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的产业变革？将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又将怎样影响世界？海外学界在分析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和内涵特征的同时，也在深入思考这一新概念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引擎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如何提高庞大人口的整体质量和素质，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外学者注意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路径。徐彦子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使作为劳动过程主客体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发生质的新变化，同时也将大幅提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改变劳动者的就业结构，提升教育水平，培养和造就更多创新型人才。徐彦子注意到，为获得未来发展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国家发改委呼吁大学与企业开展合作，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加强国际人才的交流合作，同时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此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先进技术在经济部门的广泛应用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将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产生深刻影响。此外，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大量普及也意味着这些技术最终将嵌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从根本上塑造中国经济的新产业，也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数字文化。

（二）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海外学者关注到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提供了强劲推动力。关志雄指出，相较于常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其驱动力、增长模式、生产和产品交付技术方面有新的要求，对资源和环境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德国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Denis Depoux）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世界需要在生产力、可持续性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也需要中国采用新的发展模式。他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提升附加值，以更高的质量标准适应日益脱碳的世界。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司在发展诸如太阳能光伏电池、储能电池、电动汽车等可再生能源和新兴绿色经济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相信也将在未来的新材料和人工智能领域看到类似的发展模式。”

（三）新质生产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选择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很多海外学者认为，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将为全球经济增添新活力、提供新选择。在理论层面，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努尔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到环境危机等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中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蓝图，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寻求发展灵感。秘鲁利马圣马科斯国立大学教授马尔科·卡拉斯科·维拉纽瓦（Marco Carrasco Villanueva）也认为，中国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划很可能意味着全球经济与行业格局将因此发生范式转变。通过采用前沿技术、培养创新文化，中国将在长时间内维持其经济发展的优势，这很有可能激励其他国家效仿学习。南非外交学会主任科坦·巴纳（Kirtan Bhana）指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也为非洲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理念被纳入非洲的发展战略，很可能会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释放非洲大陆的发展潜力。

在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其他国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乔希指出，中国在追求自身高科技发展和创新的同时，秉承国际团结、共同繁荣的原则向“全球南方”开放新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有利于延伸和扩大新质生产力带来的诸多福祉。就非洲而言，中国的 5G 网络、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机器人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可以帮助非洲实现技术跨越，加速非洲融入全球数字经济的步伐，这些技术也将深刻改变农业、医疗保健、教育和金融等行业，从而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巴基斯坦前总统新闻秘书卡马尔·巴希尔（Qamar Bashir）坦言，巴基斯坦可以从中国向高效、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的转型中汲取宝贵经验，包括将重点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向更加平衡的高附价值经济发展模式，拥抱技术创新以提高效率和全球竞争力，重视 STEM教育，培养一支能够推动创新的熟练劳动力队伍，等等。巴希尔指出，这一系列宝贵经验都有助于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更具弹性、繁荣和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总的来看，海外学界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既充分认可新质生产力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充分肯定其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动能。

四、海外学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前景与挑战的认识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如何？又可能遭遇怎样的困难和挑战？来自海外的一些观点认为，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美国科技政策智库排名第一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先进工业的领先创新者》对中国创新程度进行了评估。报告指出：“虽然有证据表明，中国尚未取得整体领先，但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在许多其他领域，中国企业可能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或超过西方企业。”中国的高科技和绿色科技广泛融入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行业，而非零星的“萌芽”。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和大数据正渗透到制造业、物流、医疗保健、教育、农业等诸多传统领域，迎来了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生产方式。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产业占比迅速扩大。特别是在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平台经济和金融科技等新商业模式中，中国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显现了其在科学技术、工业、市场和政策方面的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很多海外学者相信，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产生许多技术上的成功故事。当前采取的一系列以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导向的方针政策已经使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池和电动汽车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取得主导地位，而且这种成功并非孤立事件。中国目前约占世界制成品出口的20%，约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30%。这种强大且多样化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再加上庞大且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意味着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更系统、更协调的基础研究工作很可能会取得丰硕成果。

也有观点认为，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将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海外学者观察到，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曲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多个领域实行脱钩断链和技术封锁，这一切均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奥地利国防部政策顾问大卫·宋-皮汉伯格（David Song-Pehamberger）指出，中国对战略性产业的大力扶持政策会导致美国和欧盟加征关税，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这种情况可能会恶化。与此同时，国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由于担心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而中断了与中国同行的联系，这就使得中国在仍然依赖外国技术（如尖端半导体制造）的领域实现科技突破变得更加困难。 

还有观点认为，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经济转型阵痛可能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与经济增长率的阶段性下行。布雷斯林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存在紧密的联系，随着技术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失业、就业不足、技能退化等问题。因此，中国在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过程中将会出现短期的失衡，一些“过时”的行业会遭到淘汰。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也认为，新旧经济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旧经济衰退得过快，将不可避免地阻碍新经济的崛起，在她看来，中国的新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很快取代传统经济。不仅如此，伴随着智能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汽车等技术进步引发的裁员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因为生产率的提高往往只惠及年轻的、受过技术教育的工人，而不是年长的工人。再加上诸如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尖端行业都需要高技能劳动力，且所需劳动力数量也比传统工业少得多。因此，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经济转型通常需要保持强劲的GDP增长和健康的公共财政，唯此政府才能既投资于产业政策，又加强对工人的再培训，同时为低收入群体建立社会安全网。倘若没有这样的支持，转型很有可能加剧社会和经济分化。

总的来看，对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前景存疑的海外学者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国内外挑战和不利影响，进而对其发展前景做出悲观预判。不可否认，近年来，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国内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确实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压力，但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这些风险挑战，既不能忽视它们可能对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不能片面夸大不利因素而忽视我们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优势、需求优势、供给优势、人才优势等构建的坚实基础，以及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的生动实践，否则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悖于中国的实际。二是部分海外学者往往因为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存在阶段性困难，就以偏概全地否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部分学者提到的诸如“过时的行业会被淘汰”、“结构性失业与经济增长率的阶段性下行”等情况确实在一定时期可能会出现，但也正如一些海外学者所言：“中国目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并非独一无二，这只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中国有一系列可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杠杆和资源。”从短期来看，我国的政策工具箱依然丰富，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较大空间，有能力应对转型期间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支撑经济发展保持合理增速。从长期来看，我国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较好结合起来，为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应当认识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绝非一蹴而就，其过程必然会经历结构调整的“换挡期”、转型升级的“阵痛期”。面对诸如此类的“成长中的烦恼”，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适度的忍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问题，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切不可因一时之痛而重回发展老路，也不能图一时之快而丢失长远之好。

五、结语

综上所述，海外学界从多个角度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依据、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及前景与挑战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客观的认知图景。同时，也应当看到，部分海外学者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及挑战存在一定的认知分歧，究其原因，既有源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有出于对国内外局势和发展中问题的担忧，还有因概念解读不全面、认识不到位而产生的误解。因此，我们应辩证看待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要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阐释，及时回应海外学界的误读和关切。尽管海外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对于其理解仍然存在认知不全面、解读不深入而造成的误读和误判。因此，我们在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国际传播中首先要加强对概念内涵的深度阐释以及对海外核心关切的回应，理清海外学界对新质生产力认知层面的“问题清单”，讲清楚新质生产力不是“追新弃旧”，而是要以新技术推动传统和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讲清楚新质生产力并不是特指某几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更是一种应用和赋能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增长和转型发展；讲清楚新质生产力不是为了摆脱关键技术上“卡脖子”局面而进行的“闭门造车”“单打独斗”，而是在开放中寻求共赢的发展理念，等等。其次，由于海外受众对抽象概念的接受能力较弱，我们应尽可能多地挖掘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国样本，在国际传播中更多地将概念的阐释同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做法、典型案例和具体数据相结合，增进海外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客观认知和理念认同，在对话和交流中缓释疑虑、消除误解。

另一方面，要理性辨识海外学界的各种“担忧”。尽管部分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挑战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有些“担忧”也并非毫无道理，部分观点和建议较为深刻、中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例如，如何克服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如何处理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等问题，重新提振消费者信心、释放消费需求，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壮大新型消费的双向良性循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处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更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与人口结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等，都是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认识到，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既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做好顶层设计，也需要政府、市场、企业通力配合，协同发力。

总之，我们应理性看待海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既要全面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虚心接受其合理建议，也要及时回应、澄清部分学者的误读和误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让新质生产力更好地赋能中国、繁荣世界。

［付正：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刊于《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