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与思考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生态发生了重大转变，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成为学术自觉。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先后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和世界政治学研究中心，扎实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笔者认为，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制度实践相适应的方法论，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反思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挖掘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资源；新的政治学原理体系和世界政治学原理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

一

当代中国政治的重大实践和重大理论问题亟需体系化学理化阐释，这显然不是来自西方的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所能胜任的。管用的、有生命力的方法论，一定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之中的。笔者认为，应该运用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历史政治学，努力探寻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连续性根源及内在机制，而这一研究范式中包含的“历史本体论”概念尤为重要。

西方社会科学中，有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等标识性学科概念。事实上，这里的“历史”都是方法论认识论层面的，即以历史主义方法论去解释研究对象。但是，这样的方法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一开始就以大一统身份进入历史，为什么古希腊一开始就以众多城邦形成“城邦国家”的“多统”身份进入历史。所以，必须从本体论上看待历史。不同的历史具有不同的属性，欧洲文明史的起源是古希腊城邦国家式的即“多统”的社会史，而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中国史是政治史或国家史。这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历史的“两个面向”即社会史和国家史的区别。

不同属性的历史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并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西方社会史中的“多统”之间习惯于以竞争性、对抗性的方式分配资源，由此产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基本上都是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比如党争民主。中国历史中的大一统，追求的重要治理目标是赢得民心，有民心才有大一统，因此产生了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运用历史政治学研究范式，更能揭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也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认识论支撑。

历史本体论对政治学研究、政治实践的认识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启示和影响。就政治学研究而言，以历史本体论为核心概念的历史政治学，将会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即从外源性理论解释中国转变为寻求政治学的内生性资源。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论述政治合法性，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以产生于异域历史的政治理论去诠释中国政治的现象并非个例，而历史政治学则致力于以产生于自身历史文明和现实制度的政治理论去论述中国政治。比如，代议制民主是产生于西方社会史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用它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必然是南辕北辙；但是，将民主集中制置于大一统的政治史国家史之中，则自然且合理。

2025年1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国家版本馆联合主办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2024年度发布系列活动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供图

对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说，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两个结合”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一种重大的范式转型，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主要从民族性、内生性资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方向。对于哲学而言，发掘历史的本体性存在，本身就是一场认识上的飞跃。对于中国的历史学而言，历史要走出博物馆、档案馆发挥更大作用，也可以借助历史政治学研究。历史本体论概念还可能影响各学科方向的再定位，比如历史政治经济学方兴未艾，历史宪法学也是法学中的冉冉之星，构建中国政治史的历史社会学是很多社会学者的追求。之所以如此，是由社会科学的属性决定的，社会科学说到底是历史社会科学，它是对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历史的学理化抽象。找回本体性的历史，必然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主题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共同之路。

二

中国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首先必须厘清基本概念—理论，以理论“重述”正本清源，为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深度研究和建构新的原理体系铺平道路。

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元概念”，有政治、权力、国家、政体、政党、官僚制、民主、治理、现代化等。但这些概念都是基于西方社会史产生的，而中国政治的历史脉络、制度传统等与西方不同，因此在这些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差异。直接套用西方政治学对这些概念的界定来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往往“水土不服”。

比如，关于政治的概念。世界上流行的关于政治的概念是所谓的权威性价值分配之说，这个概念界定接续美国政治学著名的“政治就是谁得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的资源分配说，而它又直接来自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分配说，因此流行的政治概念其实是西方社会史的产物。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决定了中国的“政治”首先是如何维护大一统，由此展开的是民心和致治问题，“大一统—民心—致治”贯穿了中国史，追求“和合”而非对抗对立。历史起点上的差异性决定了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同，并由此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因而关于政治理论的原点性概念即什么是政治，必然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政治观必然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而带来不同的政治结局。

又如，关于政府理论。西方政治学流行“政体论”，即主要探讨政权组织形式，把当今世界政体类型简单地划分为民主—专制。在中国，自西汉就出现了“治体论”，即主要探讨如何治理大型政治实体，包括治理价值、治理体制、治理方法等，这与我们今天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观—制度体系—治理能力）高度契合。

凡此种种，都要求基于中国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概念发现和基础理论建构，从而为重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三

世界的政治学研究无不是建立在对本国本地区的政治发展研究基础之上的，本国本地区的政治发展研究是各自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支撑性资源。比较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几千年历史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体，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发展本身就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原理，中国人不应该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如今，“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又为我们如何对待中国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中的传统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重要议题：

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现代性转换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蕴含丰富的治理智慧，为当代中国政治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依据，但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诸如古今大一统的关系、中国史与政治观的关系、监察制度与自我革命的关系、和合文化与协商民主的关系、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古今的实事求是原则、天下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都亟待深入研究。

二是中国政治实践、政治制度的概念化、理论化问题。西方的代议制、单一制—联邦制、总统制—议会制等，都是对其政治制度的理论转化。比较而言，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和管用的政治制度在概念化、理论化上远远不够，很多领域还是尚待开发之地。比如，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事实上都以政治团结为指向，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团结学。又如，中国的贤能主义传统，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等等。

三是党的关于政治建设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研究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党纲是《共产党宣言》，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论，亟待加强学理化的研究阐释。比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家理论基础是什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理论基础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

四

原理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象征，也是政治学理论“重述”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集成式成果体现。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对政治、国家、政府、政党等基础概念的反思，能够为书写新的政治学原理体系奠定基础。接下来的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将为新的政治学原理体系赋予“中国性”和“普遍性”特质。

政治学主要包括政治学理论和国际问题研究两大领域。在国际学术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应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的天下观传统，构建世界政治学理论。相对于把地缘政治、实力政治作为出发点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制度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路线图是：“多统”的社会史—民族国家—基于实力的竞争—霸权秩序。但中国是以大一统身份进入历史的，起点上的大一统在政治过程中讲的是“以文化人”的天下观，在结果上讲的是“治平世”的世界大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问题研究，都是从世界历史理论出发谈“人类”、“世界”、“全球”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就开设世界政治课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所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应当运用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世界政治学理论。包括天下观、大同世界的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决定了我们的世界政治学原理体系兼具“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包容性特质。

总之，方法论研究、基础理论“重述”、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原理体系，是我们努力探索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所蕴含的普遍性特质，决定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立足中国、“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性”学问，但也必然会与时俱进地吸纳世界上有关的思想文化成果，因而必然又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价值。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求是》202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