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岚 靳呈伟：2024年西班牙语国家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及评析

[提 要]2024年，西班牙语国家学界聚焦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学理层面，西班牙语国家学者表现出强烈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他们解构美国舆论场域中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叙事范式，在与知识传统的博弈过程中呈现出认知和话语的多元化分野。在政策层面，开展对华务实合作成为西班牙语国家学者的一致诉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对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跟踪梳理，有助于揭示盎格鲁—撒克逊知识体系之外独特的中国认知范式和区域诉求，为开展知识交流、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中国研究 中拉关系 西班牙语国家学界

2024年7月，哥伦比亚《共和国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社论指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其影响力也将超越国界，决定世界的走向。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赴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引发拉美学界的热议。随后，习近平主席赴巴西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将中拉关系推向新高度，进一步助推了拉美学界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热情。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跟踪和梳理西班牙语国家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大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多元化认知，可以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对外知识交流、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有益参考。 

一、2024年西班牙语国家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和主要观点

2024年，西班牙语国家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议题。

（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向来是西班牙语国家学者的研究兴趣所在，他们认为关注这些思想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而能够判断出中国市场提供的机会。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亚太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卡洛斯·莫内塔（Carlos Moneta）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和实践的有效性，领导者和学者都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根据时代要求调整自己的行动。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坚定的、谨慎的，并且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构建的过程。

曾担任秘鲁生产部部长的阿尔方索·费利佩（Alfonso Felipe）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明了西方发展模式的替代方案。对于秘鲁而言，这一思想尤具启发意义，特别是在农业发展领域。秘鲁应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禀赋，实施以农民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促进合作共赢。秘中合作以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为基础，可以为成千上万的农民提供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为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和推动可持续的发展作出贡献。

阿根廷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培训中心研究员胡安·洛佩斯·派斯（Juan López Páez）认为，“两个结合”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宏大的历史纵深与更广阔的文化根基，它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进行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并将其影响力辐射至全球。 

哥斯达黎加大学教授胡安·卡洛斯·马丁内斯（Juan Carlos Martínez）认为，相比之下，“和平崛起”概念透露着和解意味，而“中国梦”则表明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派斯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对西方价值观持质疑态度，这是由于西方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国情不相契合。“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构建一种具有真正替代性的价值范式——它既融合了传统文化精髓，又结合了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得到西班牙语国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其中，拉美学者表达了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期待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剂”的强烈愿望。

1.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

全会召开前，西班牙语国家学者便预测此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例如，阿根廷国家关系理事会亚洲事务委员会主席、阿根廷天主教大学全球化时代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马豪恩（Jorge Malena）认为，从历史上看，历届三中全会都是中国深刻变革的驱动力。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从此乘上了快速转型发展及融入全球经济的“快车”。二十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是长期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短期调整，因而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全会的召开时机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墨西哥大都会自治大学政治文化系教授爱德华多·齐里-阿潘戈（Eduardo Tzili-Apango）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会被赋予了特殊的地缘政治意义。委内瑞拉学者翁贝尔托·马齐（Umberto Mazzei）指出，受西方集体违反国际法、实施单边制裁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势头趋缓。面对美国保护主义抬头，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全会抱有很高期待，希望中国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迈向更高发展水平，为动荡的世界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派斯认为，逆全球化以及全球右翼政治力量的兴起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国际背景，全会作出的决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西方在全球供应链中“消除中国风险”的能力，对中国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市场和技术竞争进行了部署，传递出中国步入稳定增长的信息。

2.聚焦经济和科技等重点领域的改革

全会公报公布后，一些西班牙语国家学者认为，本次全会宣布的改革举措“像中医一样”，是温和的、渐进的，不是休克疗法，使中国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关于经济领域改革，智利前驻华大使、智利安德烈斯大学中国问题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费尔南多·雷耶斯·玛塔（Fernando Reyes Matta）指出，虽然当前中国的增长模式仍以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为基础，数字时代的新增长引擎还未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中国已经能够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马豪恩认为，尽管全球形势不稳定，但是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实现了5.3%的增长，展现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全会旨在通过出台刺激国内消费、吸引外国投资和促进创新的政策来巩固这一势头。中国政策观察网名誉顾问胡里奥·里奥斯（Xulio Ríos）表示，中国正处于发展进程的关键时期，即将进入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改革阶段。尽管这一阶段的改革难度较大，但中国是有可能实现成功转型的。全会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表明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建立一个管理得更好、限制更少、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市场，既是实践挑战，也是理论挑战。在这方面，中国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还得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关于科技领域改革，当前世界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出于对全球科技格局重塑、国际合作模式创新以及本土发展需求等多重考量，西班牙语国家学者高度关注中国科技领域的改革与进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例如，马豪恩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5G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研发投入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4%，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由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能力的快速提高，中国有望提前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调整不仅将在国家层面上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还将使其他国家受益。例如，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将转向科技创新相关领域，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科技、电动汽车和电池、可再生能源等，而对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投入将可能放缓。雷耶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突出人工智能、数字发展和6G等新技术创新，旨在扬弃工业革命的遗产，聚焦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不仅仅只是推动传统的经济增长。墨西哥科利马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Juan González García）指出，新冠疫情以及美国无休止的贸易和技术打压，促使中国转而实施基于国内需求、通过技术驱动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旨在振兴国内市场，通过创新、科技、数字经济及其衍生品（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电子消费等）提供支持，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还有一些学者突出强调中国政府在引领科技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塞巴斯蒂安·舒尔茨（Sebastián Schulz）将中国的科技创新模式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经济新范式”——尽管中国许多科技企业属于私营性质，但国家通过有关职能部门制定并实施优惠政策，资助、协调并鼓励科技企业的发展，以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这种体制不仅为私营科技企业之间的有序竞争创造了条件，更积极鼓励和推动它们持续创新、追求最高技术标准。他认为，当前，推动技术创新已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中国一定会成为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智利发展大学学者卡米拉·欧亨尼娅·菲格罗亚（Camila Eugenia Figueroa）和卡米略·纳瓦罗（Camilo Navarro）认为，中国政府将创新过程与产业政策联系起来，同时重视出口，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这具有长远眼光。此外，也有学者强调，中国政府强大的产业规划能力正是拉美国家应该借鉴的。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教授加布里尔·梅里诺（Gabriel Merino）等人认为，中国接续实施14个五年规划，在此过程中自主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近年来基于成功的国家战略规划实现巨大技术飞跃，这些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宝贵经验。尼加拉瓜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埃里克·曼努埃尔·塔尔登西亚（Erick Manuel Tardencilla）表示，打造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协同合作的创业生态系统是尼加拉瓜应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根据世界体系理论，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边缘地带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面临国际体系变迁引发的复合型风险。正如智利大学亚洲研究项目主任安德烈斯·博尔克斯（Andrés Bórquez）所指出的，中小国家正在寻求建立可预测的规则体系。然而，当前地缘政治格局的裂变式演进使这类国家陷入战略困境，不知如何应对中美战略博弈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欧盟第二梯队的西班牙则正面临“战略自主悖论”的困扰，实现战略自主的程度同样受制于对国际格局重组的进展。因此，西班牙语国家学者尤为关注中美战略竞争和国际格局转型动态，并探讨中国倡议对重塑国际格局的作用，以及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1.中美战略竞争和国际体系转型

西班牙学者更多从宏观层面关注中国崛起对国际或地区秩序的影响。他们认为，在乌克兰危机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抓住时机，对联盟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单边制裁等美国维系霸权的核心要素发起挑战。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罗耀拉大学的克里斯蒂娜·梅莱罗（Cristina Melero）认为，中国是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中国不仅没有完全推翻现有的多边规范和机构，反而积极参与其中，努力确保国际规则建立在符合中国利益、真正包容的多边主义之上，进而重塑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太可能完全消失，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有助于塑造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国际体系。

马丁内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华盛顿模式不同，但取得了成功，成为替代西方发展模式的代表，这正是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形成紧张局势的根源。厄瓜多尔萨莱理工大学的尼娜·卢卢莎卡（Nina Lulushca）利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共同观念、规范和文化叙事是构建国家身份和外交政策的基础”。她认为，中国已经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维持了康德式的文化关系，构建了合作伙伴，瓦解了美国的倡议。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哈维尔·瓦德尔（Javier Vadell）指出，相较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外交范式，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构建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体系，其核心在于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价值框架。这一理念极具吸引力，因为合作对象国可以在不承受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获得援助。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脱离西方中心主义援助体系的可行性选择，有效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附加政治条件对这些国家实施战略控制的传统路径。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司芙兰（Maria Francesca Staiano）也认为，中国的实践证明了通向新人文主义范式的可能性。在新人文主义范式中，各国通过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同步锚定“人类发展”与 “生态伦理”的二元价值坐标，各国人民平等对话，开创共话繁荣的新时代。

2.中国倡议

中国在当今世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委内瑞拉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艾马拉·戈尔戴尔（Aymara Gerdel）指出：“拉美学者必须对这些倡议进行研究，以便双方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西班牙语国家学者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目的和进展进行了详尽阐述。古巴劳尔·罗亚·加西亚高等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罗伯托·乌赫列斯·冈萨雷斯（Roberto Urgellés González）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谋而合，即以均衡、全面的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教授丹尼尔·里卡多·莱穆斯（Daniel Ricardo Lemus）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改变只注重市场的传统的国际合作观念，强调政府应在鼓励跨国公司参与贸易和投资方面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确定合作项目时，同项目参与国建立了横向的关系。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为各类行为体创造了新的互动形式，发掘出新的商业机会，建立了新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盟。巴塞罗那国际事务中心中国问题专家伊内斯·阿尔科（Inés Arco）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全球南方”国家支持的原因。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其基因中具有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上独立于西方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历史信念。这使更多国家获得了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回旋空间。“全球南方”国家支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就如同当年万隆会议一般，这成为这些倡议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的合法性来源。

3.中拉关系

随着中美竞争日益激烈，中拉合作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围堵和打压，但拉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合作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例如，前墨西哥驻华大使、知名学者欧亨尼奥·安吉亚诺·罗奇（Eugenio Anguiano Roch）提出，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完全符合墨西哥的国家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墨西哥削弱与美国的合作、将重心转移到第三国，而是希望扩大和提升墨西哥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墨西哥应当选择加强同中国的合作，虽然中国仍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但已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和政治强国。哥斯达黎加经济部原副部长、国立远程大学教授维利亚·戈瓦莱（Velia Govaere-Vicarioli）也强调了哥中双边贸易合作对哥斯达黎加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被哥斯达黎加视为通往亚洲大门的钥匙，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中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哥斯达黎加实现了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发展。

拉美学者对中拉合作有很高的期待，不约而同地提出加强中国对拉美技术转移的诉求。例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提出，要在中国具有领导力和创新力的产业链环节加强中国对墨西哥的技术和知识转移，开启墨中贸易关系的新阶段。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中国与世界权力版图”工作组协调员洛德斯·玛丽亚·雷盖罗·贝略（Lourdes María Regueiro Bello）和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卡洛斯·朗（Carlos Rang）也认为，巴西与中国常被称作“发展中大国”“金砖国家核心成员”，被视为在区域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同类型国家”，但两国之间仍然存在不对称性。巴中未来的合作要优先考虑促进巴西技术进步以及改变巴中贸易结构，应将技术转让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中。

一些学者指出，拉美国家在审视与中国的合作时，由于受国内政治生态、短期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往往缺乏看待拉中关系的战略眼光。他们认为，拉美政府必须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从更具前瞻性的战略考量出发把握拉中关系，更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梅里诺提出，拉美与中国的关系最终取决于拉美各国自主制定的发展方略。虽然中国政府并不奉行帝国主义或“西方模式”的发展逻辑，即依靠政治军事强权维系和强化资本积累的路径，但拉丁美洲国家也不可能依靠中国实现自身在国际分工中依附地位的转变，改变自身在国家间等级排序中靠后的现状。对此抱有幻想，不过是殖民思维的翻版。拉美国家唯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自我解放。拉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其实质意义在于，在实现自我解放过程中可以遇到更好的机遇和更优质的合作伙伴。秘鲁太平洋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辛西娅·桑伯恩(Cynthia Sanborn)等认为，多年来，秘鲁政府并未能够始终如一地优先考虑秘中关系，也没有形成基于秘鲁利益的长期战略。相反，秘鲁展现的是“自动驾驶”模式，即依靠私人行为者和市场决定秘中关系的优先事项，这不利于两国政府发挥对可持续发展的引导作用。瓦德尔认为，中国向来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拉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才能与中国进行有效谈判。

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一批拉美学者致力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在拉美的影响力。墨西哥米却肯州圣尼古拉斯·德·伊达尔戈大学教授乌列尔·贝拉斯克斯·比达乐（Uriel Velazquez Vidal）记录了墨西哥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创始人费德里科·埃梅里·乌略亚（Federico Emery Ulloa）和无产阶级革命党创始人哈维尔·富恩特（Javier Fuentes）的中国之行，指出了中国革命模式对拉美地区产生的影响。智利天主教大学副教授玛丽亚·费尔南达·兰弗兰科·冈萨雷斯（María Fernanda Lanfranco González）以及智利“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影响”千禧研究中心代理主任玛丽亚·蒙特·斯特拉布奇（María Montt Strabucchi）关注了智利历史学家奥尔加·波夫莱特（Olga Poblete）对中国的研究。波夫莱特曾于1952年到中国旅行，并于1953年出版了《谈谈新中国》一书。两位学者认为，波夫莱特在书中展现了积极的中国形象，即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开放、宽容、正义、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国家，并将当时的中国视为寄托了第三世界人民对革命的向往以及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的“乌托邦”。斯特拉布奇还关注了另一位曾在1950年代到访中国的旅行者——智利诗人托马斯·拉戈（Tomás Lago），他通过公开演讲、报纸专栏、出版物、甚至私人谈话等形式向本国人民讲述了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些曾经亲眼见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公众人物成为连接中国与拉美的思想桥梁，他们向拉美讲述的中国见闻和构建的中国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一些拉美国家的政治走向。

二、2024年西班牙语国家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特点分析

通过梳理2024年西班牙语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他们的观点相较于媒体更加理性且更具建设性，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整体上充分肯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主张加强对华务实合作

当前，西班牙语国家学者对全球格局的动态演变已形成较为清晰的认知。他们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在呈现衰落态势，而由创新驱动的中国经济则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在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国内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不断巩固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凭借在科技研发、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突出表现，中国正日益成为未来全球科技与经济网络的中枢。

对于拉美学者而言，他们更加期待推动拉中务实合作，希望拉美国家能够从中获取更大利益。前些年，拉美学者倾向于在“中心—外围”理论框架下探讨拉中关系，对同中国的合作态度不一，不少学者持谨慎的态度，形成了颇具争议性的观点。而近年来，拉美学者的中国研究展现出更具建设性的务实转向，2024年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主张通过拉美政府自身加强治理能力，形成对中国投资的有效利用条件，克服拉美对华合作方面存在的缺陷。例如，舒尔茨指出，当前拉中贸易合作基本形成了“拉美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商品、进口中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模式，但中拉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的深化为重构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他们的务实转向对于未来进一步提升中拉务实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西班牙学者而言，他们基于地缘经济与战略自主性的双重考量，也倾向于强调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例如，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马里奥·埃斯特万（Mario Esteban）认为，2024年3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试图制定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避免欧盟与中国之间出现贸易战，这是值得称赞的。他指出，深化双边的制度化对话非常重要。

（二）基于自身政治立场，目标明确地开展中国研究

西班牙语国家学者的研究立意往往与本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在拉美国家重现左转趋势的政治背景下，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者许多是左翼政府的官员、来自左翼政党的议员或担任政府部门顾问的左翼学者。他们以观察家或旁观者的身份分析和评述中国的发展历程，往往抱有以下两个目的。

一是在理论上丰富左翼政治的话语，推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球左翼政治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拉美学者关注到，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范式，不仅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单一现代性叙事，更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性理念，为左翼政治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为批判新自由主义、重构全球左翼政治议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二是通过研究中国的经验做法寻找解决自身治理危机的方案。中国和拉美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相似的问题。中国作为率先达到较高工业化程度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方案。拉美学者和政府官员同样主张加强公共部门的建设，关注政府在引领经济增长和增强社会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反映出双方在发展路径选择上的共同点。因此，中国发挥政府引领作用的做法无疑是拉美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容易引发拉美学者的共鸣。归根结底，立足自身发展的困境观察当代中国，是研究者所在国现实需求的镜像折射。

即便是拉美右翼政客也无法拒绝中国经验。曾担任秘鲁 2021年大选右翼保守政党“国家前进党”社会契约国家协调员的豪尔赫·帕雷德斯·特里（Jorge Paredes Terry）在其2024年出版的《新道路：中国与秘鲁和拉丁美洲的曙光》一书中，承认中国对拉美的投资是战略性的，拉美国家应该抓住中国投资的机遇，提出有利于拉美国家发展的新合作协议。因此，对于拉美持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政党而言，中国始终具有“引力效应”。

（三）表现出强烈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但难以彻底打破从属西方的枷锁

当前，西班牙语学术界涌现出一股新兴的批判性思潮，以解构美国“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局限性为旨趣，尤其聚焦于涉华议题的论述场域。这一学术动向表现出鲜明的认识论自觉，旨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建立更具多元性和批判性的分析范式。

对于西班牙学者而言，欧洲在认识论层面并不等同于美国，而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必须以独立的知识生产为前提。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教授、西中友好协会成员塞尔希奥·特里戈·绍加尔（Sergio Trigo Saugar）指出，随着印太地区及其他非西方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与学术话语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在理论框架、实践应用和实证研究维度上拓展其认知边界。当前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许多核心概念和理论假设均根植于特定的历史经验与地缘政治背景，未必适用于一个日益多元化、全球化且高度互联的世界。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必须突破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通过纳入更广泛的地理样本和历史案例构建更具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对于拉美学者而言，拉美地区的殖民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知识传统，为这一新兴的批判性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近年来，拉美学者在研究中国议题时越来越倾向于直接采用第一手的资料，并与中国学术界建立起稳定的合作机制。例如，瓦德尔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李行教授共同主编了《中美博弈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秩序重塑》。司芙兰认为，拉中学术交流具有双重认识论价值：一方面，它有助于解构拉美研究中的“原始缺陷”，即一种长期与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例外论捆绑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中国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实践经验向拉美传播，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此外，拉美学者还通过创办专门性学术期刊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研究的自主知识生产。例如，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创办《同道：拉美的当代中国研究》（2024年），智利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创办《拉丁美洲亚洲研究》（2023年），墨西哥科利马大学出版《环球中国评论》（2023年）。这些举措都是拉美学者摆脱盎格鲁—撒克逊知识霸权的重要尝试。

尽管拉美学者普遍抱有学术自主的美好愿望，但是其思想史本质上仍是一部深受外部哲学与理论冲击的历史。拉美知识界在全球学术权力结构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其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等仍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部分学者在分析问题时仍不自觉地沿用西方国家主导的所谓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对立框架，从而在审视非西方“他者”时难以摆脱西方意识形态偏见。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加大对拉美智库的资助力度强化对当地学术界的影响，促使他们发表质疑中拉合作的报告。例如，受弗里德里希·瑙曼自由基金会资助的“拉美自由主义网络”发布报告《中国在拉美：硬币的另一面》，指责中国在拉美“输出威权模式”。又如，秘鲁非政府组织“法律、环境和自然资源”在2024年发布的题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存在：新的机遇和挑战》的报告，得到了查尔斯·斯图尔特·莫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以及荷兰“弗兰德南北合作联盟”的资助。

综上所述，对2024年西班牙语国家关于中国研究文献的跟踪和梳理有助于揭示盎格鲁—撒克逊知识体系之外独特的中国认知范式和区域诉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推动中国与西班牙、拉美国家务实合作的提质升级，加强发展经验的交流互鉴，有助于凝聚共识，营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陈岚：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外国语学院）基地研究院；靳呈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原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