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婀娜 张金辉：2025年德国学界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议题及特征分析

2025年，德国政治与经济格局迎来重大调整。内政方面，默茨领导的新一届政府推动修订《基本法》，解除“债务刹车”机制，希望通过扩大举债规模加大国防与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但此举仍受技术工人短缺、产业转型缓慢以及能源成本高昂等现实条件约束，在国内引发争议。外交方面，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德国承受着来自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剧烈冲击，与此同时，对华关系表现出“政冷经热”的复杂态势，虽时而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但依然视中国为重要贸易伙伴并寻求务实合作。在此背景下，德国学界的当代中国研究展现出强烈的政策导向性，这种导向反映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在中美博弈加剧背景下的战略焦虑与求索。基于对该年度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德国学者致力于影响和塑造政策，为德国政府和企业提供一套从微观风险管理到宏观战略定位的工具箱。他们的核心关切在于，欧洲必须增强战略自主性，明确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更加积极和协调一致的行动，以维护欧洲的经济繁荣、技术主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一、中国的改革与创新

2025年10月，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德国学者对中国近年来的改革举措及成效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将其同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结合起来考察。他们普遍认为，中美战略博弈已成为影响中国内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一）科技领域

德国学者尤为关注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改革创新，特别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新工业革命以及电动汽车技术等方面取得的新突破，并热衷于将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研究。

关于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立场，特里尔大学学者阿萨德·安萨里—博德温（Asadeh Ansari-Bodewein）与蒂姆·德雷斯勒（Tim Dressler）共同主编的《东西方之间的人工智能》一书，对东西方看待人工智能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其中，《技术乐观主义与人类问题之间：中国的人工智能与伦理立场》一章由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古思亭（Kristin Shi-Kupfe）和德国学者蒂尔曼·沙尔梅（Tilman Schalmey）共同撰写。他们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日益扮演先锋角色，并积极围绕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引导相关讨论，参与监管框架的制定。尽管中国政府受到来自IT行业的企业家和专家的一些压力，但从官方所持立场和出台的政策文件来看，集体利益优先以及加强人工智能的可控性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研究了“知乎”平台上关于人工智能与伦理的讨论，力求展现中国社会关于这一主题的独特性、差异化认知图景。他们统计了2022年9月至2025年1月间登上平台热榜的13个问题以及平台用户的回答，发现人类无论作为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对手、受害者，还是作为人工智能拟人化表述的参照，始终处于相关讨论的中心，这表明在中国社会舆论中，容易犯错且可能作恶的人类自身才是对人工智能伦理的最大威胁。大多数评论将伦理同技术进步而不是更持久的道德准则联系在一起。这反映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人性观：人类既受到伦理观念的塑造，也参与塑造这些观念，但很少认为自己受到传统或超验原则的约束。因此，该研究认为，中国呈现出的技术乐观主义建立在对相对悲观的人性观的讨论之上。

关于新工业革命，德国学者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实现的技术创新进行了探讨。科隆大学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研究员、《外交与安全政策》杂志编辑帕特里克·本尼迪克特·凯斯勒（Patrick Benedict Kessler）在《技术创新与战略竞争的动态：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强调，在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中，技术创新具有决定性意义。能够在新的关键技术上确保领先地位的国家，将具有改变国际力量平衡并塑造未来国际格局的优势。凯斯勒探讨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对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并对2008年至2021年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学和生物技术领域采取的行动进行了理论检验与过程分析。他认为，中国紧紧围绕五年规划，在核心战略产业领域启动了针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技术追赶进程，中国发展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这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提升了军事实力，增强了中国在区域及全球层面的影响力。

关于中国在汽车技术领域取得的长足进步，不少德国学者表示中国已经超过德国达到领先水平。英飞凌科技公司的拉尔夫·施密特（Ralf Schmidt）在国际期刊《汽车技术杂志》德文版上发表题为《中国确立新标准》的文章指出,中国已发展成为汽车和电子领域的核心参与者，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半导体领域。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认证）不仅是一项监管门槛，也为科技公司和半导体制造商提供了进一步完善自身技术标准并成为中国市场可靠合作伙伴的契机。对于汽车行业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并非简单地照搬西方标准并将其翻译成中文，而是明确表明要以中国标准塑造世界汽车市场的未来。CCC认证意味着跨国企业不仅要满足东西方不同的行业标准，也要抓住进一步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在全球最大市场拓展市场份额的良机。美国记者保罗·汉森（Paul Hansen）在德国刊物上发表题为《论汽车电子》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在汽车电子（Automotive Electronics）与软件定义汽车（Software Defined Vehicles）领域的转型优势。一方面，在技术与供应链方面，中国不仅是众多国际芯片商的最大收入来源国，其本土车企更凭借庞大的软件人才库、开源生态以及激进迭代策略等技术优势，在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和智能座舱的量产速度上领先西方传统车企约两年时间，甚至在部分人工智能应用的市场落地方面比特斯拉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在数据管理与监管环境方面，中国车企倾向于自下而上地构建符合自身成本与开源路线的安全认证体系，形成了具有独立发展路径的全球最大汽车电子化增量市场。全球知名咨询公司睿思咨询的分析师菲利普·赛德尔（Philipp Seidel）在《将中国的电动车繁荣视作机遇》一文中表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已经摆脱了对外部的依赖，并在庞大的本土市场中不断打磨，加强自身能力。如今，在电气化、车联网、信息娱乐和自动驾驶领域，他们正凭借庞大的研发资源和在欧洲几乎难以想象的创新速度确立新的技术标准。当欧洲还在就“技术中立”问题争论不休时，中国已经确立了未来技术引领者的地位。另外，根据睿思咨询发布的“全球电动出行准备指数”，中国的电动汽车与内燃机车在可接受性、可负担性和可用性上已接近“并驾齐驱”的临界点，即将实现超越。

（二）外交与安全领域

在整体基调上，德国学界对中国外交与安全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升级的基本假设。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部研究员安吉拉·斯坦泽尔（Angela Stanzel）在《让中国再次伟大：特朗普与美中之间的系统性冲突》一文中的观察代表了许多德国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即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美中之间的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她在文中指出，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中国显然已准备好迎接新的贸易战。除贸易战外，印太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也对美中关系构成挑战。随着美国现政府日益减少对多边合作的参与，逐步偏离上一届政府以联盟政策为主导的外交战略趋势，中国将会从中受益，进一步向其他国家展示自己是一个可替代美国的、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关于中日关系，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部副主任亚历山德拉·榊（Alexandra Sakaki）和福田贤人（Kento Fukuta）在题为《日中外交之春结束：地缘政治竞争如何塑造双边关系》的智库报告中称，日中两国关系对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在过去的15年里，尽管日中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关系，但两国在安全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却显著加剧。日本凭借其“自由开放印太”（FOIP）愿景，在南海问题上重申地区野心，并明确表明对抗中国不妥协的立场。2025年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问题发表评论后，日中关系出现明显的消极趋势，双方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不信任达到创纪录水平，传统的非正式对话渠道正在受到侵蚀，这使得双边关系更加脆弱，风险进一步升级。

关于中国的太空地缘经济学，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的朱莉安娜·苏斯（Juliana Sü）和斯坦泽尔在题为《中国在太空的地缘经济学》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在“军民融合”的理念框架下考察空间项目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确保科技创新能够同时推动军事发展。中国还在“数字丝绸之路”的框架下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深化航天领域的地缘经济合作，尤其关注非洲地区。

二、中欧关系

德国学界普遍认为，中美战略博弈已超越双边范畴，演变为一场深刻重塑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版图的系统性博弈。这迫使各地区国家在复杂的利益网络中重新校准自身定位，全球格局正加速向一个更加碎片化、阵营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演进。欧洲在中美博弈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核心诉求是维护“战略自主”，避免沦为任何一方的附庸。因此，从年度研究成果来看，德国学者主要集中探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因素在欧洲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在德国学者眼中，欧洲在应对当前各领域风险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中国因素的作用，中国既可能是带来风险的一方，也可以成为风险管控的经验提供者。卡尔斯鲁厄应用技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博罗维茨（Frank Borowicz）教授在《中美冲突中的企业：地缘政治时代企业的战略风险管理》一书中围绕中国地缘政治对德国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中国、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冲突，重点阐明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将如何发展、会产生哪些风险、如何识别和分析“来自中国的风险”、哪些战略性和运营性调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等问题，并通过具体案例就德国企业该如何应对上述风险给出了回答。 

围绕当下全球经济面临的危机，耶拿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斯特凡·施马尔茨（Stefan Schmalz）在题为《一场永无止境的金融危机——转型与重构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文中以世界体系理论与空间社会学为框架分析指出，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逐渐陷入持续性的金融危机，危机根源在于空间结构失衡、中美经济共生模式断裂、国家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失效。文章分析了当下全球经济面临的四个关键机制：一是高度金融化，西方经济过度依赖金融部门，投机取代实体，加剧了脆弱性；二是空间错配严重，即生产在亚洲、金融在北美，全球失衡难以修复；三是救市体系出现问题，即跨国央行与政府协作虽然可以避免大萧条式崩溃，但是却会延长危机、积累更多风险；四是中国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国家对金融进行调控，保持金融系统稳定但抑制市场出清，确保风险内部化。基于此，文章得出结论：当全球经济处于未完成的转型时期，美国霸权衰落，在替代性全球金融秩序完成之前危机不会自动结束，而是会以周期性爆发形式持续存在。

（二）中欧双方的竞争与合作

一些学者强调在地缘经济框架内加强安全考量，以便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将技术、经济与国家安全综合起来考量的分析框架，认为在同中国进行技术合作与竞争时必须有清晰的安全底线。德国科学家联合会数字化技术评估研究组组长弗兰克·施米德兴（Frank Schmiedchen）在《价值复兴和新世界秩序：安全相关人工智能的地缘经济框架》一书中强调，地缘经济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文化回归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新的合作或竞争机制正在形成，并对人工智能在安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中美关系与全球秩序的演变，将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这类关键战略领域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有必要推动形成国际公认的军控规则，完善安全领域的集体防护机制，以规避潜在安全风险。

土耳其学者亚沙尔·艾登在德文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报告《车轮上的地缘政治：土耳其汽车行业的重新定位》，探讨了中欧双方在汽车行业的竞合关系对土耳其的影响。报告指出，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土耳其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例如，充电和服务网络的扩张速度可能会加快，这将有利于土耳其本土供应商的发展。然而，也有批评人士警告说，与中国企业的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或会加剧市场竞争，挤压本土制造商的生存空间，并催生战略依赖风险。与此同时，与中国的合作也存在一定风险，例如对中国技术的依赖性增强或贸易逆差扩大。如果中国、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升级，也可能会导致对土耳其汽车行业的限制。

（三）中美博弈下欧洲国家的对华战略

一些德国学者主张德国和欧洲应更加明确地以自身价值观为基础来构建对华战略，实现由价值观驱动的战略制衡。他们认为，面对中国的制度性挑战，欧洲必须在政治实践中更坚定地践行其政策范式，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秩序。奥斯特法利亚应用科学大学法学系研究员坎·亚尔钦卡亚（Can Yalcinkaya）在《德国的对华战略：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书中分析了德国的对华战略，并考察其既定目标在政治实践中的可行性。他立足地缘政治演变与中美战略博弈的现实背景，指出德国有必要调整对华政策范式。他将德国的对华战略置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以及中美欧三方关系之下来考虑，并围绕“对接”“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外交的行动准则和战略举措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应以德欧共同价值观作为制衡力量，以确定德欧未来的对华关系发展思路。

奥地利高级研究所（IHS）研究员阿德里安·温德（Adrian Wende）等人在德文期刊《经济政策通讯》上发表《欧洲和奥地利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一文，系统梳理了以往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欧洲对华贸易依赖度。他们认为，不同研究关于欧洲对华经贸依赖程度的判断存在巨大差异。当他们对文献中通过定量分析界定为“依赖”级别的奥地利自华进口产品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这是一些无法被归类为重要或战略性的产品。由此，他们对欧盟成员国制定“对华战略”的效用和动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通过审视某些欧盟成员国制定的对华战略，人们有理由对其在降低经济依赖度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方面的实际效用保持怀疑。这些对华战略往往更多地是在勾勒本国对中国的态度，而非制定旨在塑造双边关系的具体战略。”

此外，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恰达什·云格尔（Çağdaş Üngör）为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撰写了题为《中美科技战：土耳其的立场是什么？》的研究报告。她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过去十年间，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持续恶化，因此土耳其无法像美国盟友那样从中美科技战中获益。土耳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怀有雄心，优先考虑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先进技术，而中国科技公司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机遇。2025年至今，特朗普政府营造了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对跨大西洋关系以及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安全前景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鉴于美国可能推出更多制裁和关税措施，中美科技领域的脱钩可能会加剧，并重塑全球创新格局，使土耳其等国的回旋余地进一步缩小。因此，土耳其将中国的兴起视为机遇而非直接威胁，并继续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在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土耳其已逐步形成了向中国科技生态靠拢的科技战略。

三、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德国学者重点关注中国在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分析中美两种国际合作方式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探讨两种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性分歧。

（一）中国在多边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

南非金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马尔特·布罗西格（Malte Brosig）在德文期刊《外交与安全政策杂志》上发表题为《“金砖国家+”如今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多重危机时代的“金砖国家+”》的文章，关注“金砖国家+”合作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他指出，多重危机理论通常与多边秩序的衰落联系在一起，“金砖国家+”被西方视为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但实际上，“金砖国家+”也是多边国际秩序的助推力量：这一机制既蕴含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同时也具备补充完善现有秩序的属性。他以俄乌冲突作为分析样本，探讨“金砖国家+”机制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在他看来，该地区冲突本身是多重全球危机的组成部分。从多重危机的分析框架出发，这场冲突进一步放大、深化了既存危机，却并非危机的唯一根源——饥饿、局部冲突等问题在此之前便已客观存在，而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平衡作用。

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部研究员高亭亭（Nadine Godehardt）和波恩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技术政治系教授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在题为《中国对新世界秩序的诉求》的研究报告中关注了中国在上合组织的话语权。报告指出，2025年9月在天津举行的峰会是上合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超过20位国家元首和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发布了全球治理倡议，由此，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大支柱。作者认为，中国的召集能力持续提升，这是一种区别于正式领导形态的软实力，它搭建起“中立”的对话平台，推动各类非正式协议落地，这类引领模式不会强加普遍适用的规范性条件。召集能力和话语影响力相辅相成。目前，中国的话语影响力已逐步显现，突出表现为构建起一套独立的国际话语体系。长远来看，这一体系不仅重新诠释了国际法的内涵，也将重塑发展、技术政策等领域的相关理念。

德国发展与可持续性研究所（IDOS）“非洲大趋势”项目负责人贝内迪克特·埃尔福特（Benedikt Erforth）发表题为《平衡的艺术：毛里求斯、多重联盟与全球货币棋盘》的研究报告，关注了中国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抓手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多边合作。他认为，中国银行毛里求斯人民币清算行的成立标志着毛里求斯向金融多元化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表明该国正努力朝着多货币体系转型。中国已经在非洲地区建立了三家人民币清算行，这令依赖从中国进口的非洲中小企业更多受益，帮助它们获得更快的支付处理速度以及同中国供应商更好的合作条件。非洲国家正在寻求摆脱美元主导、加强金融自主性和灵活性，这也将促使欧洲对其金融策略作出调整。

（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德国学者认为，东南亚地区面对中美战略博弈带来的挑战，正经历着深刻的供应链重组，各国试图在安全依赖与经济融合之间寻求平衡。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部研究员菲利克斯·海杜克（Felix Heiduk）等人在题为《2025年东盟峰会：不仅仅是特朗普的舞台》的文章中认为，2025年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和《东盟竞争框架协议》标志着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新协议聚焦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以及区域供应链的互联互通，旨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并协调技术标准。双方希望通过这些协议，一方面激励中国在上述领域投资，鼓励将生产转移至东盟国家；另一方面拓宽东南亚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尤其在电子、医药和“绿色能源”领域以及农产品和原材料方面。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着力树立自己作为东盟可靠合作伙伴的形象，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在2025年东盟峰会期间，中美双方为缓和贸易争端而进行的会谈改变了峰会的走向。双方在会谈中达成的“框架协议”被视为展现彼此善意、大幅降低贸易争端升级风险的标志。

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美洲研究部主任劳拉·冯·丹尼尔斯（Laura von Daniels）和研究所执行主席斯特凡·迈尔（Stefan Mair）则更加关注东南亚国家的立场，他们在题为《特朗普回归与欧洲外交政策挑战》的研究报告中分析称，对华关系仍是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报告系统梳理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安全政策，认为其政策导向会对中欧关系带来如下影响。一是对美国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带来深刻影响，特别是对美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例如，东南亚国家出于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失望，可能会更多地转向中国，这有利于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二是特朗普可能会对欧盟以及英国施加巨大压力，以推动它们与中国“脱钩”。然而，至少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欧洲目前无法摆脱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大多数负责建设和维护此类设施的能源企业认为，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廉价零部件，短期内进一步扩大太阳能和风能产业将无利可图。

四、2025年德国学界中国研究的显著特征

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德国学者试图通过多学科、多层次的视角，构建一套理解中国兴起及其对世界秩序产生影响的完整拼图。综合来看，2025年德国学界的中国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中美战略博弈”是贯穿所有议题的核心背景

无论是探讨中国自身的改革发展，还是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德国学者普遍将这些问题置于中美博弈的背景下进行审视，认为这是理解当代中国内外政策的关键。这反映了德国学术界基于西方理论框架的中国研究的叙事逻辑。一是在零和博弈理论框架内看待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步。例如，凯斯勒认为，当前在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是改变国际权力平衡的关键因素，因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大量投入和积极突破不仅是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意愿，更是为了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确保“新关键技术的领先地位”，从而重塑国际秩序。二是在地缘政治多米诺骨牌理论框架内看待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强调中美关系变化对其他双边、多边国家关系产生的连锁反应。例如，高瑞连将近年来美中关系的变化作为南海局势趋于紧张的关键因素，认为美国盟友菲律宾很可能成为触发中美直接冲突的第三方；福田贤人和榊认为，日中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源于“美中关系日益对抗”，日本将美日同盟视为制衡中国的基石。三是在“制度之争”学说框架下看待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德国学者认为，即便是在非洲或拉美，竞争依然存在。例如，布罗西格将“金砖国家+”视为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埃尔福特将毛里求斯新建人民币清算行的做法解读为非洲国家试图“摆脱美元主导地位”，认为这本质上是对美元霸权的一种消解。

（二）搭建开放包容和多元化视角的跨国学术平台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多重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德国学术界积极传承开放包容的传统，为其他国家学者在德国表达学术观点搭建跨国交流平台。这一做法不仅体现出德国学术界对多元研究视角的重视，更是守护学术理性与客观立场的重要防线。例如，土耳其学者的观点打破了德国主流舆论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刻板印象，提供了全球南方国家务实求发展的战略视角。艾登表示，对于土耳其这类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并非威胁，而是这些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机遇。恰达什也指出，土耳其重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希望依托对华合作获取先进技术，由此逐步形成了向中国科技生态靠拢的战略取向。这些观点打破了非黑即白的阵营对立思维，为德国学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中国发展提供了第三方视角，也增进了德国学者对全球南方国家在来自美国不确定性因素增强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的理解。此外，布罗西格提出“金砖国家+”并非反西方联盟，而是对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补充与挑战并存的复杂体，并在俄乌冲突中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这种来自非洲学者的洞见有助于德国学者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在多极化世界中的真实诉求。德国学术期刊刊发的这些非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学术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德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偏见。

（三）德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更趋复杂和矛盾

德国学界一方面承认中国在科技、经济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成效抱有高度的警惕和疑虑，认为同中国交往总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这种复杂和矛盾的认知决定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对华政策辩论的总基调，这在2025年的德国学术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一是技术乐观主义与人性悲观主义的矛盾。安萨里—博德温等人在探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时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认为中国在科技领域展现出了极强的“技术乐观主义”，但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却基于对人性“易错和本恶”的悲观假设，由此阐释中国强调“集体优先”和“可控性”的原因。这种分析角度反映了德国学者在客观肯定中国科技进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不安于中国对德实现大幅赶超以及中德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二是渴望经济机遇与恐惧对华依赖的矛盾。例如，艾登既承认同中国的科技合作提供了“可承受的价格水平”和机遇，又警告这可能会导致“对华战略依赖”和挤压本土产业的发展空间。这些学者抱有的“既想利用中国发展，又怕被中国控制”的心态，也是德国社会对华心态的投射。三是将中国同时视为挑战者与稳定者的矛盾。施马尔茨指出，全球资本主义陷入危机，中美共生模式断裂，这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但他同时也承认，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国家管控风险，“保证风险内部化”。这意味着，在德国学者眼中，中国既是现有秩序的挑战者，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金融崩溃的“防火墙”。

（四）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体现出更加强烈的政策导向性

2025年德国学界研究的中国问题也正是德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反映出德国学术界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积极寻求欧洲战略自主的考量。例如，博罗维茨试图为德国企业识别“来自中国的风险”提供实操策略，其研究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探讨，更自称为“实战手册”；亚尔钦卡亚直接构建框架，针对德国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制定对华战略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海杜克在研究成果中提醒称，如果欧洲不拿出有吸引力的方案，东南亚将被完全纳入中国的经济引力场；施米德兴针对中国在科技领域飞速进步对欧洲构成的挑战，提出“价值复兴”的主张，即在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建立基于西方价值观的伦理标准。由此可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德国学界在开展当代中国研究时，更多倾向于服务国家利益的政策研究，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色彩也在加强。

总之，这些研究成果反映出当前德国学界蔓延着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他们试图告诉政界和商界，既往的对华政策已不适应当下，德国和欧洲必须立即行动，通过战略调整来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德国学界深度介入其国内关于对华战略范式转变的辩论，为不同立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选项，反映了德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它们的观点表达了这样一种诉求：德国需要一套更具战略自主性的全新对华政策，以应对一个“更具竞争性和确定性的中国”。

［王婀娜：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张金辉：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章发表在《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