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彦淳：海外关于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新时代党的建设学术认知图景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长期执政中建设自身，始终是海外学界解读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议题。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其中，“十四个坚持”构建起系统化的管党治党理论体系，深刻阐明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推进自身建设的实践路径，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反响。

从理论维度上看，海外学者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美国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各国媒体基于不同观察视角，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实践特质展开细化解读。印度环球战略新闻网刊文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纪律、组织和政治团结的持续重视。印度智库塔克什希拉研究所马诺吉·凯瓦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意味着中共正在建立一套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来实现政党和国家的发展蓝图。其中，意识形态提供框架，组织机制激励和塑造个人，纪律则用于确保忠诚。韩国《京乡新闻》刊文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在严格的纪律和问责制度下进行党的建设。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梳理对比历年情况后认为，过去三年的春季，中国均召开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而此次举办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系中共十八大以来首次召开，意义重大。

从实践维度上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所蕴含的理念为他国的政党治理提供了经验。巴基斯坦政治家优素福·拉扎·吉拉尼（Yousuf Raza Gilani）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释了中共推进自我革命、健全党内问责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的核心要义，这套治党思路为世界各国政党与治理机构提供了重要借鉴，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党尤其具有参考价值。津巴布韦《先驱报》撰文指出，全球南方国家都可以从中共的政党建设中汲取经验。不少非洲的政治团体正在寻求切实可行、适合本土的治理理念，而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范式，并表明在照搬西方模式之外还有其他实践路径。对很多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意识形态僵化和纠错机制缺乏是它们面临的致命问题。但中共找到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将制度性的自我革命置于党的建设的核心，这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最容易被低估却最有力的理念之一。

了解海外学界对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认知图景，不仅能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优化提供域外视角，而且能为全球政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为此，本文拟从动因维度、目标维度、路径维度三个方面展开梳理和评析。

一、动因维度：为什么建设党

西方政党的运作主要围绕选举而进行，追求短期成效。而中国共产党锚定中长期发展目标、依靠党的自身建设化解执政风险，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区别于西方政党理论的关键之一。因此，西方政党理论难以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动因展开合理分析。挖掘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动因，成为海外学界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究的一项核心议题。

（一）领导实现民族复兴与全面现代化的需要

近年来，无论是脱贫攻坚、经济发展等实践成果，还是中国梦、中国式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海外学者在溯源新时代党的建设深层动因时，大多会优先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宏观视角展开分析，代表性观点如下。

第一，中国共产党承载了实现复兴梦想、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津巴布韦《先驱报》刊文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在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始终如一的使命。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大卫·S.G.古德曼（David S.G.Goodman）指出，当前海外学界对中国有三种主流认知：一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二是东亚的发展型国家；三是中华文明国家。他认为，对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在于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地位，即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运转的核心。秘鲁学者豪尔赫·查韦斯·马苏埃洛斯（Jorge Antonio Chávez Mazuelos）在对比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后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理念作为核心导向。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调整。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推动着新时代党的建设逐渐深化。

第二，中国共产党需要应对内外多重挑战，夯实现代化根基。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学者指出，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将当今中国塑造为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既要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又要克服国际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关于如何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早期不少海外学者往往会讨论其他政党模式、制度、体制是否具备替代与成功的可能。但随着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持续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化解各类矛盾风险、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拥有实现自身长期目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根本系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攸关全球政治的大局，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韧性和活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维持组织凝聚和实现长期使命和目标的能力。

（二）夯实执政根基的需要

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部署本质上是党坚守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的制度安排。海外学者观察到，在社会结构深刻转型、民众利益诉求多元分化的时代背景下，维系并加强政党和民众的联系，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自我革新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主要包括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进行政党内部治理从而巩固民意。海外研究者把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纪律约束视作党塑造公信力、获取民众认同的重要路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何青山（Nis Grünberg）和研究员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认为，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定位为纪律的践行者，致力于打造更具凝聚力的政党、更加廉洁且高效的行政体系，从而为党主导那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倡议提供支撑。这种视角从政党运行逻辑切入，阐释了政党的自身建设是获取人民支持的重要路径。

第二个维度是引领社会发展从而获得人民支持。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者杜杰明（Jérôme Doyon）和法国学者柯蕾（Chloé Froissart）强调，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改变。中国共产党是变革的引擎，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能力，为其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一视角强调政党持续引领国家发展、社会变革的能力是稳固民意的重要来源。

（三）长期执政的需要

稳定存续与持续成长是政党履行政治使命、发挥领导作用的先决条件。海外学者关注到，中共加强党的建设是确保政党长久存续、推动组织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党的建设解决内部各种问题。任何政党的长期执政都容易滋生权力失范、组织涣散等弊病。如果缺乏制度化的自我整顿机制，那么这些问题将持续侵蚀政党组织根基，威胁长期存续。美国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和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主任的麦艾文（Evan S.Medeiros）认为，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领导下推进自身的重大改革，有利于解决政党内部的组织缺陷并重塑党的形象。印度学者耶宾·T.雅各布（Jabin T.Jacob）等人认为，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能够正视党内治理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纵深推进党内治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化党与国家治理体系融合等多重举措，破解长期执政下组织存续与长远发展的现实挑战。

其次，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在完善自身上实现了新的发展。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加强自身建设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印度媒体刊文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可以被视为中共探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长期执政的答案。澳大利亚学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认为，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旨在转型为一个兼具治理能力与执政合法性、足以顺利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政党组织。澳大利亚学者薄国强（Roland Boer）指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的关键特征。这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党的建设持续提升自身的领导效能，从而为高效有为的长期执政巩固基础。

二、目标维度：建设什么样的党

新时代以来，海外学者高度关注中共党的建设的目标是否承袭了既往、是否出现了新的发展。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目标，海外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调适能力为核心的适应型政党”“以发展效能为导向的治理型政党”“以党员干部为支撑的骨干型政党”等三种类型，它们共同勾勒出海外学者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的整体认知。

（一）适应型的政党

在细致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后，以德国政治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和哈佛大学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灵活机动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归纳为适应性治理。成为适应型政党，随即被海外学者认为是中共党的建设的目标之一。这一观点最早可以回溯至1950年代前后，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认为，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承袭既往适应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发展。

一方面，海外学者认为适应性依旧是新时代中共党的建设的重要特征。在分析了新时代党建在新兴领域的发展后，哈佛大学学者古大牛（Daniel Koss）指出，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现实条件灵活调整策略，注重传承并创造性地复兴优良传统。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依旧可以解释一个核心议题：政党如何保持有效性？古大牛认为，适应性治理仍是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指南（guidepost）。在海外学界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大量研究成果中，以动态调适为核心特质的政党适应性，始终居于理论框架的重要位置。

另一方面，新时代的风险挑战让中共的适应性有了新的表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E.考尔德（Kent E.Calder）指出，不同于历史上的美国和苏联，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艰巨和紧迫。在分析了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实践后，白明等人认为，在新时代，中共领导人希望建设一个能够应对新型挑战的政党。部分学者开始深挖新时代建设适应型政党的新路径。牛津大学学者帕特里夏·M.桑顿（Patricia M.Thornton）认为，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领导、广泛整顿和完善体制等措施，在基层实践等多个领域表现出了新的适应性。牛津大学学者让·克里斯托弗·米特尔斯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从目标维度发现，中国共产党擅长把政党宏大的长期目标分解为可落地的具体指南，并以此为指导来设计和调整党的政策措施，使其在葆有灵活性的同时，能与党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二）治理型的政党

治理型政党是海外学界归纳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型目标范式。海外学者大多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提出，看作治理型政党形成的关键节点。这种语境下的“治理”，指向党对各领域事务进行全面、深度的领导权建构，区别于过往依靠弹性政策工具开展间接治理的“治理”内涵，二者在权力运行逻辑与作用介入层次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一，很多海外学者从政党与政府的关系着手，研究中国共产党新兴的治理特征。何青山等人认为，新时代政党和政府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构建一个新的治理体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改革的目标是要让政府更加高效并使之服务于党的议程，从而达到既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又拥有一个廉洁、高效、专业的管理机构。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狄忠蒲（Bruce J.Dickson）认为，中国共产党借助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进一步拓宽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途径，提升治理事务的公开透明度，搭建起更为多元、覆盖面更广的党群协商沟通渠道。在海外学者的视角中，党与政府的深度融合、党群关系的纵深推进成为了新时代治理型政党的典型特征。

第二，许多海外学者高度重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理实践的重要学理价值。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郭良平（Lance L.P.Gore）认为，自2013年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协同化水平大大提高，形成了一种罕见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出现为研究善治提供了许多概念性和理论性的参考。另有学者则试图在一般性治理框架中寻求解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洪源远（Yuen Yuen Ang）通过研究中国的政策话语后发现，指令明晰性与模糊性并存是一项元机制。依托这一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能够赋予纪律执行以灵活性。洪源远认为，这种分析框架跳出了“中国例外论”的单一叙事，将中国治理实践纳入具备普遍意义的理论议题，即在具备环境适配能力的组织制度设计之中加以阐释。

（三）骨干型的政党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同于西方竞争性政党的官僚体系随选举周期变化而呈现出的短期化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将系统化的干部队伍建设摆在党建工作的突出位置。海外学者将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另一项重要目标。

其一，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核心板块之一。凯瓦拉马尼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既体现出习近平对国家发展脉络与政策目标的把握，也反映出他对能够引领国家迈向未来的干部队伍的认识。津巴布韦《先驱报》刊文认为，建设能够承担党和国家改革任务的技能型干部队伍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之一。荷兰籍中国问题研究者彭轲（Frank N.Pieke）和郝福满（Bert Hofman）发现，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系统性的工作，从地方到中央正在全面完善党员队伍、组织体系与执政能力建设。白明等人强调，习近平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最特别之处在于，他在决策方式、党员及其行为、国家安全等三个代表性方面重塑了政党组织，该过程一直持续至今。

其二，对发展党员进行严格筛选和放缓增速。狄忠蒲通过系统梳理新时代党员发展的相关数据指出，党员发展增速放缓是近年来党建层面的一项突出变化。在他看来，这一数据趋势恰好印证了中共领导人针对此前党员规模扩张过快、准入标准宽松问题的审慎考量。桑顿同样发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着力于提高党员质量，限制党员数量的过快增长。

其三，对党员干部进行高质量的培训。沈大伟指出，干部选拔任用是充实党政干部队伍的关键环节，干部教育培训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工作，进入新时代后这一工作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他认为，中共在全国层面推行一套系统化的干部再教育培训举措，旨在锻造一支政治忠诚、受过完整专业训练、综合素养过硬的干部队伍，以此规避苏共那样从内部瓦解的历史风险。意大利学者娜塔莉娅·弗朗西斯卡·里瓦（Natalia Francesca Riva）高度关注党内干部队伍建设的方法。她分析了焦裕禄作为干部模范的案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会在不同历史阶段挖掘干部模范的不同精神特质以开展干部教育。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重点弘扬焦裕禄心系群众、勤勉务实、清正廉洁的公仆品格，以此强化全体干部廉洁奉公、服务人民的价值导向。

三、路径维度：怎样建设党

有别于西方竞争性选举体制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举措无法套用西方既有的政党分析框架进行简单解释。在此背景下，梳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践重点，就成为海外学者的另一项关注焦点，具体涵盖以下四个维度。

（一）意识形态建设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重视锤炼党员党性，这种做法被海外学者概括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以意识形态的强化巩固思想认知。郭良平认为，意识形态是维系党群关系、夯实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它既勾勒了理想社会蓝图，也明确了党员先锋模范定位。他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重塑信仰作为党建的重点工作。他在回顾新时代十余年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后，总结出了六个突出目标，分别是恢复精神信仰、坚持身份认同与执政合法性、党内团结与个人诚信、深入群众、承担世界范围的历史使命、扎根传统文化。

其二，以长效化教育进行思想建设。米特尔斯泰特分析了2013年至2021年的若干次党内集中教育，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中心，对党员干部进行规范性要求。第二阶段聚焦“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旨在强化党员干部与党中央之间的纽带，并以现有机制为基础，强化党内法规和相关规范的持续支持。这意味着党内集中教育正在向常规化、制度化方向迈进。第三阶段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起点，聚焦党建工作向社会的延伸和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达到高潮。

其三，学习教育呈现出从党内向党外的拓展趋势。维也纳大学研究人员李玲（Li Ling）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党内并不常见。李玲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连续开展的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所关涉的主体呈现出从党员干部等“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扩展的趋势。随着所涉主体范围的持续扩大，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逐渐完成了从领导干部作风专项整治到全体党员常态化理论武装的完整闭环，构建起新时代由点及面的党内思想认知巩固体系。

（二）制度完善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新时代以来中共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了由碎片化、应急化向体系化、制度化的转型，更加注重体系完整与执行效能，这标志着党的建设在规范性维度上实现了质的提升。有关这类转型的研究具体包含以下三个视角。

第一，新时代党内制度与法规体系的建构实现了质的飞跃。米特尔斯泰特通过对党内法规文本、领导人讲话、媒体资料以及司法判决进行分析后提出，新时代以来，中共党内法规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12年至2015年底的初步尝试阶段、2016年到2018年底的全面明确阶段和2019年初以后的深化扩展阶段。他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始终围绕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而展开，旨在构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引领优良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与既往主要聚焦具体事务与应急性治理的法规实践相比，这一时期的党内法规建设表现出主动性、系统性与战略性，标志着中共党内制度建构从碎片应对向整体治理的转变。

第二，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两个关键节点的重要转向。其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是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李玲认为，中央八项规定的管辖范围之广、约束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中央八项规定发布后，各地迅速响应，制定了更加细化的实施方案。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Kjeld Erikødsgaard）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起点，先后出台条例、指导意见、通知等各类党内文件，力图重振和改善干部队伍的素质和道德水准。其二，2015年前后是制度建设具体化的另一个重要节点。米特尔斯泰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2015年下半年出台了五项党内法规，为新制度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党内治理逐渐从依赖抽象性的各类规范，过渡至依据更具操作性、针对性的制度规范体系而进行。

第三，新时代制度和法规的持续完善是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郭良平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拥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列宁式政党。牛津大学学者尹孟修（Matthew S.Erie）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刑法与党内法规并置使用，构建了法纪并举的反腐败与作风治理机制。米特尔斯泰特将“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性安排看作中共防范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涣散与腐败滋生的关键机制。他认为，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出台的方针政策、制度规范、实施规则开始成为主导叙事，这是中国共产党整肃自身的重要手段。同时，制度和法规的系统性建构出现了明显的外溢效应。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者桃李（Holly Snape）研究发现，过去10年，中国共产党深度推进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同时党内法规的影响范围也不仅限于中共自身，而是对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作风建设与反腐败斗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严明纪律管党治党，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显著的实践成效让不少海外学者将其作为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党内作风的整肃。海外学者关注到，新时代中共的作风建设在根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李玲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和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都与党风党性密切相关，但不同的是，前者是治疗性而非惩罚性的。彭轲指出，当前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强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严肃政治的思想表达，而非转移公众注意力的表面符号。海外学者对新时代党内风气的整治总体持有正向态度。匹兹堡大学学者丁悦等人认为，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格外重视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并试图用政治教育纠正风气。但他们也认为，当前部分作风问题可能并非出于党员干部的本意，而是可能涉及上级目标与下级资源不适配等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党员行为的规范。郭良平认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关键性文件的集中出台，不仅反映出中共在新时代重塑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意志，也标志着党内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从而弥合了既往问责机制中的模糊地带与执行偏差。各项纪律的奖惩方式和对现实需要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着规制党员行为的成效。米特尔斯泰特在研究了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内规则体系建设后认为，当前各项规范都将组织惯例与惩罚措施相联系，这对教育、塑造党员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个层面是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和全方位监督体系的完善。海外学界普遍认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覆盖范围与推进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杜克大学学者墨宁（Melanie Manion）指出，与以往不同，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延续时间更长、涉及范围更广，更关键的是通过重构党政激励机制有效压缩了官僚主义与腐败行为的滋生空间。土耳其学者比较了毛泽东时期与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后认为，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辅以刑法等法律的修订加以强化，既实现了短期治理成效，又构建起长期战略框架。同时，新时代的干部考核通过加重反腐权重、设立一票否决、量化考核标准，改变了以往廉政评价模糊化的问题，形成稳定的反腐约束机制。此外，李玲指出，新时代的反腐范式已从惩治个案转向重塑制度，其核心在于纪检体制的政治强化与程序优化，包括强化资源调动权、优化证据审查程序以及提升调查效能，从而形成对腐败高压震慑的闭环。郭良平发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旨在建立一个由中共中央领导的全面监督体系，由各级党委和党组进行总体监督、纪委监委进行专项监督、普通党员通过党内民主参与监督，从而解决了以往问责制度权责不明确等问题。

（四）组织建设

政党组织架构作为政党运行的核心骨架，深刻影响着政党治理的实际运转成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注重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当前，海外学者认为这种组织建设的深化主要聚焦于顶层和基层两重维度。

第一，在顶层维度，中央和国家层面的机构改革成为海外学者理解组织建设的重要窗口。津巴布韦《先驱报》刊文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指出中国通过清晰稳定的制度规则、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弥合了中央决策与地方执行的鸿沟，解决了部门协调不力、政策执行不力、中央与地方脱节等这些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古大牛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机构的革新，值得单独予以研究，否则将无法把握触及中国体制最核心的独特运行逻辑，难以了解中共自身建设的宏大实践进程。何青山等人同样认为，顶层机构整合是新时代中共党建的核心举措，并提出这种整合以自上而下的系统治理与更趋外向型的战略方向为主要特征。

第二，在基层维度，海外学者普遍将新时代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干部看作政党社会影响深化的关键指标。古大牛对民营企业进行研究后认为，近年来，除单独设立党组织的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外，跨企业的联合党支部也成为提升党建覆盖面的关键抓手。一套规模庞大、体系完备的中共组织架构正在形成。何青山等人认为，新时代党组织数量的增加表明中国共产党社会影响能力和影响深度的扩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引领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不过，该研究认为，要按照现有政策，不断增加所有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执行更严格的监督和报告，并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了解并遵守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还需要大量时间。薄国强发现，自2012年以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点。他认为，当前中共的党组织建设实现了全覆盖、全方位的常态化运行，覆盖各类场景及主体。但他也担心当前党支部书记承担的多重角色和背负的各种期望可能让其工作负担过重。澳大利亚学者本·希尔曼（Ben Hillman）认为，为夯实基层党组织，向基层选派大批干部，恢复并拓展了第一书记的职能，强化了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力。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持续推进，不仅深刻重塑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体系，更成为海外学界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认知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的重要窗口，为海外学界关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也为我们厘清中西政党理论对话张力、揭示西方理论预设与认知局限、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机遇。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海外不少学者抱有一套刻板印象，主观预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制度框架僵化凝滞，难以应对时代变迁与复杂治理议题。但近年来，许多海外学者逐渐改变了这种片面认知。他们发现，其一，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更加广泛、全面和有效的领导模式。何青山等人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全面规范性的领导，扩大政党影响的社会覆盖范围是当前的重点。墨宁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传达出了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的关键信号，中国共产党借助反腐败斗争的成果为其塑造了强大的治理能力。其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陈刚（Chen Gang）认为，中共的反腐倡廉有助于矫正政府与家庭消费间的失衡，推动财富再分配和缓解社会不平等状况。越南社会科学院学者阮春强（Nguyen Xuan Cuong）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政治社会格局，打击了既有的利益集团。此外，部分学者还强调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国际影响。米特尔斯泰特认为，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政治道德以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关系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不仅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集中和统一内部思想的努力，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加自信和统一立场的潜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新时代党的建设对海外学者的吸引力，正推动着全球政党研究反思单一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为全球政党的现代化提供来自中国的宝贵经验。

［许彦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政党治理与反腐败研究中心］

文章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