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枫：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发展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华诞就要到了。在这70年间，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辉煌的成就令人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也是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者。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及工作，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并且影响极大的。此文着重谈谈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转折、开拓发展和理论创新。

　　一、不忘初心支持世界正义事业，为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竭尽全力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近30年，是党对外工作从开创性发展，到发生历史性转折的30年。虽然党一成立就有对外关系，但当时主要是同共产国际（实际是同苏联）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对外工作才算正式开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于1951年，第一任部长是王稼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国际性，承担起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在世界上维护和平伸张正义，支持人类一切进步事业，为新生共和国屹立于世界竭尽全力。

　　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两次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时，世界仍处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毛泽东在1957年这样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① 基于对世界形势的这种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思路，并奉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到60年代毛泽东更强化了这一思路，提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著名论断，对支持世界革命更加重视。因此，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是受这一思路指导的，实行的是“支持世界革命”的方略。

　　从国际格局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站在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继中国革命胜利后，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1959年古巴取得了革命胜利，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又从东半球扩展到了西半球。社会主义国家领土总面积一度占世界陆地面积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1/3，呈现出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奉行支持革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是正义、正当、正确的。这也可以说是当年的一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党的对外交往方面，开创阶段主要是同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当然也包括一些非执政的共产党。同时坚持在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支持殖民地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开展工作。新中国刚成立，美国将朝鲜战火烧到了家门口，逼得中国不得不与美国打一仗。结果令美国人吃惊的是，中国没被打垮，反而让中国打出了威风和尊严，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成为受欢迎的“明星”，大大增强了中国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影响力。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邀请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巴基斯坦共产党、美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参加会议，进一步拓展了中共对外交往工作的渠道。

　　在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和党的联络渠道，以及人民团体的交往，全力支持和推动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如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以及老挝抗美救国、柬埔寨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斗争、刚果人民爱国斗争以及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扩大了对拉美人民反美斗争的支持，包括1961年反对美国雇佣军入侵，1964年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此外，1956年中共八大后，开始帮助许多拉美国家左派人士来华学习和访问。

　　总之，新中国在世界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支持民族解放和殖民地独立运动以及人类进步事业，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拉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支持，结交了不少铁哥们和真朋友。70年代中国被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抬入”联合国，这绝不是偶然，应当说新中国前30年，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成就是辉煌、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二、正视问题汲取教训，推动党的对外工作在曲折中前进

　　在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成就的基础上，还必须正视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这样，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变化了的新历史条件下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将党的对外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前30年的主要问题是“左”。邓小平说，“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错误是‘左’倾错误”，“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类似的提法和说法，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有不下7处之多②。在党的对外工作方面，“左”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在“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中受“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有些事情做得“过头”，留下了所谓“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反对“老子党”我们是做得对的，至于意识形态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的错误和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先谈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这是指“文革”期间遗留下来的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新时期这个问题得到稳妥的解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对外工作已完成了向“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转变。

　　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大多从事武装斗争。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支持重在政治和道义，有些必要的物质援助也是很有限的。但6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反修”斗争、特别是开展“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思想影响下，加大了对其武装斗争的支持力度，影响了中国与相关邻国的关系，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年毛主席以“国家是国家关系，党是党的关系”即所谓“两个关系”的原则来处理，意在既不放弃“共产党应支持共产党”的原则，但又希望不要影响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此，相关国家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公开表示理解，有的勉强接受，有的则明确反对。1977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当面向其提出要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出访回国后，中共加速调整了同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步伐。1980年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作为邓小平的特使访问缅甸，向吴奈温转达了邓小平希望缅甸各政党团结建国的真诚愿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随后加快了调整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经过协商和细致耐心的工作，终于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③

　　实践表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与政府进行和谈，有的已达成和平协议。泰国、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人民军，三方已于1989年12月2日签署了和平协议，实现了马共总书记陈平所说的“有尊严的和平”。人民军自行解散，销毁武器，作为公民可以自由参加政治活动。政府为马共及其解散后的武装部队成员提供了土地、房产等安置。现在前人民军成员在勿洞建起了和平村，已成为旅游胜地，景点包括当年挂有马、恩、列、斯、毛画像的党校课堂、军事指挥部。

　　“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解决，既是我党对外工作完成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党对外工作指导思想由“支援世界革命”转向“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关键一环。如果仍然以“支援世界革命”为指导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我党对外工作历史性转变的完成。

　　再谈国际共运“大论战”和《九评》问题。60年代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在前一问题上，总的说来我们是对的。对后一问题，邓小平则基本持否定态度。新时期邓小平以“回头看”方式进行了总结，深刻指明了我们党的经验教训和主要错误。邓小平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④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经验教训问题，邓小平也是有明确态度的。他说：“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 ⑤

　　关于意识形态争论问题，邓小平认为对《九评》不能肯定。1989年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⑥这就等于否定了过去给“大论战”所作的“定性”，因为既然连“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搞清楚，岂能说那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性质的论战呢？

　　苏联发生“8·19事件”之后，苏共在几天时间内就彻底崩溃了。国内不少人出于义愤，要求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认为“九评”是正确的，强烈要求肯定“九评”。⑦ 意见通过江泽民同志转到了中联部。当时党中央要求中联部尽快就此拿出意见和看法。笔者时任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国际共运和理论研究工作，直接参与了相关报告的起草。中联部当时以邓小平新时期的思想和原则为指导，以《关于如何看待“九评”和国际共运大论战问题》为主题，直接向中央领导报送了意见。中联部报告的基本思想是，反对“老子党”我们是对的，但总体不能肯定“九评”，决不能再搞意识形态争论。《九评》从“左”的角度批为“修正主义”的某些东西，正是我们改革开放正在做的，会造成思想混乱，动摇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而且这毕竟是苏联的内政问题，我们管不了，不能干涉人家内政。但是对外不搞争论，决不意味着我们赞成戈尔巴乔夫那套错误的东西，在国内我们仍要同其划清界线，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决不受其影响。后来中央迅速采纳了中联部的意见。⑧

　　总之，1957年之后的“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党的对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由于受“左”的影响，当时对外只能跟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交往，“修正主义”党不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更不行。而判断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标准，就看它们“是否支持拥护文化大革命”。这样搞的结果是到“文革”结束时，党对外交往对象的范围大为缩小，原来与中共有联系的89个共产党中，只有11个还与中共保持来往，70年代末进一步减少了3个。⑨ 而一些在国际共运大论战和“文革”影响下出现的“左派”组织和“左派”党，多数又没有在群众中站住脚。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面越来越窄，可以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事实说明，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纠正“左”的错误，党的对外工作不可能有新的发展。

　　现在中国共产党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本着“求同存异，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的精神，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同中共交往的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关系和联系。201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有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代表来北京出席。与会者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文化上的各种差异，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这一主题展开对话交流。这不仅是世界政党史上的空前盛事，也有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空前扩大。现在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外交部”，党的对外工作既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条重要战线，这与40年前的情况相比，堪称天壤之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变化？如何认识这种发展变化？为什么说这种发展变化是正确的、必要必然的？为什么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回顾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谈起，因为这次历史性“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对外工作从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三、历史性“全会”打开思想开关，完成 “两个大局”中的“三大转变”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完成历史性转折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会。它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次全会之后的几年时间内，党中央在关系“国内外两个大局”的问题上完成了“三大转变”。这就是：首先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放心来搞建设；二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搞了“一条线”的战略，转变到“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三是党的对外工作，也发生了由“支持世界革命”转向“为国内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的转变。这是关系国内外两个大局的三大转变。从此中国面貌迅速发生变化。

　　一次历史性会议只开几天就完事了，但要实现解放思想这一总要求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单是完成这次关系国内外两个大局“三大转变”这件事，前后就花费了五、六年时间。这段解放思想的艰难情况简要说来是这样的：

　　关于前两个转变，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总结”式的口吻讲得很明白。⑩ 至于第三个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转变，事情的本身简单明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确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放弃支持革命”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这不仅要取决于前两个转变、前两个判断，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大原则问题，以及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认识问题。如邓小平所言，如果我们还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不可能放心搞建设。如果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战争威胁来自北方”，不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仍搞“一条线”战略，也难以转向国内经济建设。如果仍然认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我们仍采取“支持革命”的政策和举措，第三个转变也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三大转变都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究竟应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形势，如何作出符合客观情况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当时的党中央和国内舆论界的争论都集中到这些问题上来了。

　　党对外工作决定放弃“支持世界革命”的重大转变，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其中对国际形势、革命形势的重新认识是关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曾经把“革命制止战争”看作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作出过“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判断，并采取了一些“支持革命”的政策和举措。直到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部分的提法，仍同“文革”时期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放弃支持革命转向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这一转变是非常艰巨的。

　　但国际形势的客观实际情况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仅欧洲，而且亚洲的许多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特别是70年代之后，国际形势变化更快：一是60年代殖民体系崩溃之后，新独立国家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二是70年代美国从越南败退，后来亚非拉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转入“沉寂”阶段；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明显不具革命形势；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急需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潮流，这与先前的“战争与革命”年代是不同的。

　　面对新的形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开始注意独立思考，不同程度地质疑和摆脱“领导党”、“领导中心”和统一行动的“共运模式”，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如果说过去强调“国际联合”和“共同规律”，而现在强调的是“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从而调整了自己对内对外的关系和政策。于是，在党与党的关系上，谋求建立独立平等、自愿往来的新型党与党关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原来那种国际共运的路线和党际关系早已不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回头看”的方式，在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处理兄弟党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前后的那一时期开始，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已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变。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⑪

　　一年之后，即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强调要澄清一个观点，这就是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郑重地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⑫ 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中国所采取的国际战略，在80年代之后是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即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不再是“奉行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的战略了。也就是说，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们的对外战略已开始由“文革”时期的“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转向为国内四个现代化建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了。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到：“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十二大公开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之后，我们加快了调整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党的对外工作指导思想，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由“支持世界革命”向“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转变。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从华东地区巡视回京，在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明确提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过分了。” 他主张许多建设项目“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⑬ 这说明中央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了。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⑭ 邓小平的这些话，后来被公认是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判断。这就是说，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已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了。

　　总之，关系国内外全局的这“三大转变”，从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艰难地认识和解放思想的过程。

　　四、“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全面俱增

　　近40年来经过一系列改革，党的对外工作在指导思想、对外交往原则、交往对象、交往内容和形式上实现了“四个历史性改变和突破”。这就是：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支援世界革命”到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历史性转变与突破。对外交往原则实现了从“以我划线”到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历史性转变与突破。在交往对象上实现了过去只同共产党交往，到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同世界各类主流政党全方位交往的历史性转变与突破。在交往内容和形式上实现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参与部门较少，到广泛交流、党的各级组织有序参与的历史性转变与突破。这种转变，集中到一点，就是过去那种“战争与革命”年代传统的“党的对外工作”，已转变发展成公开透明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了。

　　所谓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指的是去除了原先的“神秘的封闭性”、“党派的排他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之后，增强了公开透明性、包容开放性和超越差异的兼容性，加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具有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使其对外交往具有官方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等多重特点，从而使这种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在当今世界的政党外交大潮中，具有了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一些抱有敌意的国家或政党，想继续阻挡中国共产党汇入世界政党交流合作的大潮，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特点优势逐渐展现。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我们党的核心和领导地位是具有稳定性的，与那些轮换执政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相比，具有稳定优势。也正是因为这一优势，使许多外国政党很看重、珍惜与我们党的关系。不少国家认为，只与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而不与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发展关系，国家关系是“不完整、不完全的”。另一方面，我们党的政党外交也不同于政府外交，它并不直接处理国家间的具体事务，而突出做人的工作；不拘泥于外交礼仪与形式，而重在思想沟通、深入交流，有利于增进理解，达到广交朋友，提高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效果。这既是政党外交的特点，也是政党外交的优势。

　　当代世界政党政治面临许多问题的冲击和挑战，同时也为政党外交提供了许多共同的课题和交流合作的机遇。当代生态污染、恐怖主义、水源、能源、人口、贫困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需要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协商探讨，培训提高自己干部在这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政党能否有能力应对并引导国家积极参与上述进程、趋利避害，直接决定了各政党的政治生命力。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具有这方面的规划和功能，并有相应的学校和培训计划，可与外国政党交流合作，加深了解，扩大交往优势和潜力。

　　目前，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已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同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外国政党中，既有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也有一些政党国际组织。在当今世界的政党外交大潮中，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以自己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促成了世界政党的一些多边活动。2004年9月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有包括中国在内的35个国家81个政党、组织的领导人和350多人代表参加了会议。2010年5月中国共产党倡导并主办了首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来自欧洲22个国家、35个政党及2个欧洲地区性政党、3个欧洲议会党团的高层领导人出席了论坛。几乎包括了欧洲政治光谱中的所有主流政党，开创了中欧政党交流史上的新纪录。

　　此外，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还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机制化交流方式，中越、中日、中俄、中印、中欧、中英、中美政党对话机制先后展开。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中拉政党论坛”首次会议2015年12月在北京举行，中共和26个拉共体成员国执政党的代表齐聚一堂，在热烈的气氛中深入进行了交流。

　　五、“多层面大系统”的“指导思想”，是党对外工作创新发展的关键

　　党对外工作的转变，离不开思想解放，而指导思想的转变是最具关键性的变化。关于“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过去通常的回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实际情况是，对党对外工作起指导作用的因素是很多的。从近40年来党对外工作的实践发展来看，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大概念”，实际上是由一个“多层面的大系统”组成，可以称之为“总指导思想”，每个层面都有一些因素和条件对党对外工作产生影响。

　　第一大层面，是“基础理论、基本理论”，包括战略思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全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陆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成果，这里可将它们简称之为“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党对外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即属于党对外工作指导思想中“第一大层面”的内容。

　　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思路是不同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对此，邓小平1986年与外宾谈话中曾有明确表述，“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⑮ 他随后又强调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⑯ 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⑰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发展决不能再照“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思路走下去了，而要靠“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赢得世界人民的拥护。这种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对党对外工作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从而使党对外工作必然要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要结交更多的朋友，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强调过的“党也好，国家也好，总是朋友越多越好；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⑱

　　第二大层面，应是“交往方针政策和原则”。前面第一层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等）是起长期稳定作用的，第二层面的“交往方针政策和原则”，虽不如第一层面稳定，但也具有长期性。如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和“求同存异，增进了解和合作”的方针，是党对外工作中必须长期遵循不会轻易改变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外工作的实践，党对外交往的方针原则不断发展完善，现已形成了一个 “体系”，包括了以下核心原则，即：一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思想理论指导；二是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交往准则；三是以“求同存异”为交往方针；四是以“互利共赢”为交往动力；五是以“交流合作”为交往形式；六是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宗旨。

　　近年来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他对中联部工作的许多重要指示，关于党的对外交往原则又有一些新的概括和论述。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基础上发展新型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信任，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三大层面，是“使命任务和职能定位”。党对外工作除了必须遵循上述一、二层面的理论、战略、交往原则之外，还必须承担党在不同时期的使命任务，完成随形势变化出现的新需要、新要求。党对外工作在历史上曾经为完成革命任务服务，现在则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梦想服务。总体上来说就是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联部作为中央的职能部门，除了服从服务于党的总目标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还要按中央的要求，完成中央交办的各种工作。新时期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对外工作不断产生新的需要，于是中央不断给中联部下达新任务，从而使中联部的“职能定位”不断明确和扩大。苏联解体后，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图谋加强，中央要求党的对外工作要“为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后来党的建设成为全党的重要任务，又产生了要求党的对外工作，努力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观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台，努力成为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央决策服务的重要渠道。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对中联部工作又作出了新的“定位”指示。他说，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党的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平台。这些新要求和职能定位，给中联部工作提出了新任务，与“指导思想”的其他层面一样是必须遵循不可忽视的，也可以归入“指导思想”这个大范畴之中。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对中联部工作作出了“双重定位”。2017年中联部宋涛部长曾在《求是》杂志上撰文强调，“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鲜明地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战线，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清晰表明，党的对外工作具有双重定位。党的对外工作既要服务于党的事业的总体目标，也要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实际需要。”⑲

　　习近平总书记很关心中联部的工作，曾多次亲自指导、亲身参与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在此过程中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据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同志公开披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他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中国前途命运，对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提出一系列的要求，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⑳ 这些要求和重要指示十分系统，科学地回答了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应该“靠谁干”，应该“为了谁”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推动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根本宗旨和行动指南。中联部在过去五年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中联部工作的一个灵魂。具体来说，我们始终将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政治安全作为根本宗旨；我们始终围绕着双重定位来谋划、推进工作；我们积极地打造政党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工作格局；努力做好四件事情，就是抓政党、抓调研、抓人脉、抓形象。中联部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变化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思想和指示是密不可分的。

　　上述三大层面形成了党对外工作“总指导思想”或称“指导思想体系”。这三大子系统，综合起来组成了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个“大系统”。

　　六、“指导思想”也要接受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相对稳定的，但也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属于“总指导思想”的第一大层次的范畴，理所当然是相当稳定的，然而它也要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㉑ 。至于其他问题更不是凝固不变的。

　　无产阶级事业的“国际性”是与时俱进的。恩格斯很强调无产阶级事业的“国际性”。他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㉒ 。列宁在20世纪从俄国实际出发，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将“数国同时革命”的设想，变成了“一国首先革命”的实践，并开创了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先例。

　　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很重视“国际主义”，曾特别强调要坚定、坚决地支援“世界革命”。但是他对“国际主义”的理解以及如何实施对外援助，从来没有采取“绝对化”的态度。苏维埃胜利初期，列宁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到来，以便能支援苏维埃政权，于是采取了支援“世界革命”发展的对外战略。但世界革命并未到来，在此情况下，列宁改而采取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政策，并强调：“和平共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生存的需要。他说，“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㉓ 在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有人主张，“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将这种论调斥之为“奇谈怪论”㉔ 。列宁还驳斥说：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赞成“强行推动革命”，即使“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㉕ 后来列宁主张“我们在国际政策上要尽可能地机动灵活”㉖，对外“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㉗

　　“国际主义”在中国也有过一番不平凡的经历。“大论战”和“文革”时期，我们党把对“国际主义”的态度提得很高，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忠不忠”、对革命是否“背叛”的问题。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的对外工作由“支持革命”转向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淡化了“国际主义”的提法，但从未正式表示“否定放弃”。1992年党的十四大《党章》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这并不等于我们彻底放弃“国际主义”，只是为了消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概念被歪曲、被滥用的不良后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删除了，“国际主义”精神照样存在。原来意义上的国际性，即强调统一和一致的“兄弟关系”式的国际性不存在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性，即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式的国际性却越来越红火。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和“伙伴”遍布全球，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靠社会主义成功的实践来赢得人民的拥护。现在社会主义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本身具有极重要的国际意义。习近平同志近年强调与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思想与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也反映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党的支持与认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是有机结合在一起、密切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

　　“国际战略思路”也要与时俱进。毛泽东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很具指导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战略思想，70年代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它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头两三年内，邓小平仍很强调此理论，并让胡乔木抓总写了篇长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文章，于1977年11月1日发表。

　　从客观形势看，进入80年代之前，世界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其中最突出的是1979年苏军大规模入侵阿富汗。这种形势使“两霸争夺、苏攻美守”、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来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观点成为当时我们党内占主流的观点，从而强化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念和“一条线”（集中反苏霸）的战略思路。

　　但是，当时党内也开始出现不同的看法和声音。1979年7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过去我们说苏联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理由不充分，必须重新考虑”。“苏联统治集团反华，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这个决心不容易下。苏联人民和相当多的干部，对我友好之心未灭，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不全面。”1980年春天，中联部李一氓副部长在部内组织力量给中央写报告，提出我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对这个“理论”要重新研究。他认为将“三个世界的划分”称之为“理论”不合适，党的十一大的文件甚至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就更值得研究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框架，我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个世界的划分”，而应改变从“三个世界划分”出发所形成的、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采取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后来实践表明，中央是接受了中联部报告所提出的意见，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没再提了。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发表“塔什干讲话”施放出改善苏中关系“新意”。他宣称苏不否定“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并提出了改善苏中关系的“建议”。这一讲话的背景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刚实现了正常化之后，美国国会于3月26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使中美关系围绕“对台售武”问题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1982年邓小平会见乔治·布什，中美于8月15日达成协议，8月17日发表“八一七公报”。美方作出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事实表明，中、美、苏之间的“大三角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及时调整所谓“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这对中国是最为有利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将永无止境。中联部工作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从既定的战略思想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回头看，中央书记处1980年秋天的一次会议，明确中联部对外工作“要以苏联的变化、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我党的变化”这样“三大变化”，作为“研究问题和作出决策的出发点”，这对中联部工作的转变起了方向性指导作用。如果中国仍然坚持“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我们就会认为“中国主要威胁来自北方”，那么我国“一条线”的对外战略难以调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提不出来，党的对外工作就不会有后来这么重大的改变，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总之，党对外工作最根本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归根结底在于实践，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由于客观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实践在不断向前发展，所以党的对外工作也要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继续开拓创新，探索前进。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作者：肖枫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