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奎：坚持正确二战史观 构建二战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来，二战遗产深刻塑造了战后世界秩序。与此同时，有关二战的错误史观也持续扰乱着全球治理。正确继承二战遗产，必须从人类发展的长远视角出发，审视战争与和平、文明兴替与公平正义等重大问题，秉持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树立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就中国学界而言，应坚持以史为鉴，回应时代关切，构建中国二战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持续推出具有标志性和原创性的概念与表述，有力推动二战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错误的二战史观之表现及其危害

  错误的二战史观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论、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其中“西方中心主义”最具代表性。美西方国家常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把二战简化为“自由世界”对抗“邪恶世界”的战争。这不仅忽视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更掩盖了美、英、法等国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对战争爆发的历史责任。由此衍生的历史叙事，以欧洲战场为中心，将德国入侵波兰或日本偷袭珍珠港视为二战起点，片面夸大美国等国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错误史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演进，反映特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在强调自身“关键作用”时，尚承认其他国家贡献。但冷战爆发后逐渐演化成“单一贡献论”，宣扬美国凭一己之力拯救世界，淡化他国，尤其是中、苏的历史贡献。

  与之类似，“第二战场决定论”也极具误导性。这种观点虽然表面赞赏盟国合作，实则不仅夸大美英的作用，还刻意贬低中国和苏联在亚洲和欧洲主战场的关键地位，并抹杀亚非拉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一些西方学者即便承认苏联的贡献，也以“外援决定论”加以矮化，鼓吹美英援助是苏联取胜的关键因素，掩盖苏联自主抗战的历史事实。

  更有甚者，错误史观已从矮化走向扭曲与污蔑。美国政府曾在一份声明中宣称二战始于“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将苏联污蔑为“战争发起国”；一些欧洲国家将苏联在战争中对中东欧国家的解放行动污名为“苏联占领”，等等。

  对于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西方学界长期受错误史观影响而评价失实。在冷战前期，美西方少有提及中国抗战。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这一情况有所改观，但近二十年来再次趋于消极，甚至有意割裂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除此之外，部分战败国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也对正确认识二战构成了严重威胁，其典型代表便是日本刻意掩盖战争责任、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日本右翼积极粉饰侵略罪行，提出“侵略有理论”。右翼学者鼓吹“大东亚新秩序”给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带来现代化，将战争美化为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手段”，宣称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扩张行为意在“驱逐外来势力”并实现“亚洲殖民地解放”。

  错误的二战史观对战后国际秩序与人类文明发展构成深层干扰，导致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

  首先，错误的二战史观削弱了对战争的反思，助长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后美国将对二战记忆的操控作为常规手段，自诩“自由世界领袖”，为干涉他国内政、发动战争寻找合法性，从朝鲜、越南，再到阿富汗、伊拉克皆为明证。其表面宣扬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却屡屡践踏国际准则，推行强权即是公理，加剧了全球和平赤字。

  其次，错误的二战史观混淆历史，夸大美欧作用，贬损中俄形象，恶化国际关系。例如在俄乌冲突中，美欧发动“记忆争夺战”，将苏联（俄罗斯）的形象妖魔化，并将中俄并列为威权国家，煽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这种做法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和意识形态化，在此基础上，美国又强推所谓“对等交易”“美国优先”等利己主义政策，对他国大打意识形态战、金融战、经济战、认知战，不仅阻碍全球共识，还加剧了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

  最后，错误的二战史观使得部分战败国未能真正汲取历史教训，极右翼势力蠢蠢欲动。二战后，日本借“原爆受害者”形象模糊其侵略行径，规避战争责任，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在俄乌冲突中，德国积极发展军事引发广泛关注。同时，旧法西斯势力重新在乌克兰兴风作浪，加剧局势动荡。美西方对战败国和极端主义的“再军事化”的默许与纵容，不仅无法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反而诱发“军备竞赛”与全球恐慌，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全球安全赤字。

积极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

  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理解战争爆发的根源、进程与结果，公正评价各国人民的贡献，以防历史悲剧重演。

  二战爆发的历史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围绕资源与市场展开激烈竞争，最终引发战争。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仅未能解决帝国主义间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剧了冲突。1929年经济大危机更是激化了新一轮矛盾。面对这场大危机，德意日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通过对外侵略转嫁危机，最终酿成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正确理解二战史，必须揭示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摒弃以资本为中心、以强权为策略、以侵略为手段的帝国主义逻辑，彻底告别殖民思维与文明优越论。

  二战进程充分证明，中国和苏联在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有力地驳斥了“西方中心论”的虚假叙事。自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起，中国率先步入反法西斯战场，是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条件最为艰苦、民族牺牲最为惨重的国家，付出了超过3500万人员伤亡的巨大代价。中国的长期抵抗，不仅将日本法西斯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而且极大牵制了日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入侵。在欧洲战场，苏联则从1941年起全面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主导了欧洲战争的战略转折、重创德军主力，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士气。中、苏两国不仅率先抗战，还团结美、英、法等国，在全球多战场密切配合，最终成功打败法西斯，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相比之下，美英在战争初期推行绥靖政策，甚至包藏“祸水东引”之心，不但未能遏制侵略，反而加速战争的爆发。考虑到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立场，二战胜利的“西方中心论”实难成立。

  从战争结果来看，我们必须完整、全面、客观地看待各国在战争中的贡献。中、苏在各自战场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美英法等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共同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战争的胜利绝非靠一国或一己之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集体努力的结果。

  作为战争的重要成果，以联合国体系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是在无数先烈的血泪基础上凝练而成的，绝不容抛弃；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是对法西斯的正义裁决，绝不容翻案。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绝非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绝非人类和平之策。面对新的时代挑战，我们要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人民抗战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重新解读旧史料，持续挖掘新史料，夯实研究基础。不变的是档案，变化的是时代，发展的是思想。我们要以新视角解读旧史料，赋予其新生命，同时加快对新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深入思考二战中的东方主战场、战时中国与世界、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发掘中国人在海外战场的英勇事迹，论述中国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如何互相支援、共同抗敌等，阐述新主张，构建新叙事。

  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创新话语体系。在中国二战史研究中，已有诸多标识性和原创性成果，如确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起点，是中国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凸显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关键地位；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等等。这些学术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坚持唯物史观，突出战争的反法西斯性和人民性。一些国家的学术界试图对二战“去法西斯化”，否定存在统一的法西斯主义概念。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日本保守主义史学家就建议规避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一学术术语，导致日本学界从此慎用该词。对法西斯主义的解构，打着“学术”旗号，实则为了淡化历史罪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一直明确坚持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术界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在体制、思想、形态的一致性，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反民主、反人类、推行侵略、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界定，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二战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生死搏斗。二战的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和奴役的人民共同参与、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胜利，其精神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生动的历史实践和宝贵经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9月15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