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彦淳：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韧性的多维解读

[提要]中国共产党韧性是海外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献梳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否拥有韧性、为什么拥有韧性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从何而来等问题驱动着海外学者深挖中国共产党韧性产生的内在机理。海外学者主要从制度化建构、适应性治理、群众性力量三个维度来阐释中国共产党韧性的来源，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构建制度体系、如何开展治理实践、如何凝聚人民群众合力等重要问题。文章认为，支撑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韧性研究的是西方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模板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以竞争性政党为评判标准的西方现代民主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西方集体行动理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韧性 长期执政 海外中国研究

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长期执政？这是海外学界探讨多年的热门话题。与西方唱衰中国的消极论调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西式民主才是民主”“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等西方的固有认知。这种反差促使海外学者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

为解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奥秘，海外学者引入“韧性”（resilience）概念。韧性起初属于力学范畴，1973年，克劳福德·霍林（Crawford.S.Holling）将其引入生态学领域，并定义为系统在经历变化和干扰时能够持续存在并维持现有关系的能力。此后，韧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韧性的讨论大多基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政治领域所讨论的韧性。政党韧性是政治领域韧性研究的细分领域，通常指政党迎接挑战、抗衡风险并维持自身统治的能力。以政党韧性概念为出发点，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抛弃先入之见，转而更多地基于发展事实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成功。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韧性的三个话题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断突破海外学界的既有认知，其所展现的韧性逐渐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焦点话题。

（一）中国共产党是否拥有长期执政的韧性？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长期执政是海外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1990年代的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长期维系，“中国即将崩溃”是当时他们的共识。根据这些学者的预判，中国共产党或被迫卷入民主化浪潮而引发社会动荡，或因意识形态差异而成为外交孤岛，或因社会分歧而失去人民支持，等等。但数十年后，他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外交广泛、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非但没有如西方学者预料的那样走向瓦解，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海外学界的消极预期与中国的成功实践产生了强烈反差，这使得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是否拥有长期执政韧性这一关键问题。以黎安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承认，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让其有效避免了民主化浪潮等外部因素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

海外学界原有的消极预期主要分为两种：自上而下由政党失能引起的系统性崩溃风险和自下而上由社会动荡引起的“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式危机。对于前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尽管中国社会中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韧性足以让其长期稳定执政，部分学者所预判的系统性崩溃风险并不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同样发现，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适应性和韧性来迎接各种风险挑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爱德华·坎宁安（Edward Cunningham）、托尼·赛奇（Tony Saich）和杰西·图里尔（Jesse Turiel）指出，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比过去2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澳大利亚学者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认为，中国的发展现状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悲观预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正在变得更有韧性、更加高效和愈发强大,因此对中国发展的消极判断并不符合中国实际。

（二）为什么拥有长期执政韧性的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西方政治学常规范式之外的存在，其执政成就高于西方预期；而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却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等复杂形势。部分学者正在试图摒弃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基于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中国共产党坚韧的执政能力。

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和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将中国视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黑天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成就共同造就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独特案例，这个案例有力挑战着西方传统的常规政党模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执政成就的高度上，也反映于执政时间的长度之中。在《为何共产主义没有崩溃》一书中，美国学者马丁·迪米特洛夫（Martin Dimitrov）通过比较执政时长发现，常被忽视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韧性远远超过了非共产主义一党政权和非民主君主制。韩博天结合标识中国革命性的红色，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方式形象地比喻为比较政治学中的“红天鹅”（red swan）。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常被视为特例。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就高度和时间长度共同冲击着西方学界已有的政党理论模型时，他们面临两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在西方理论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政治基因高度类似的两个政党，因此两者均会崩溃是西方政党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现实有力证伪了这个假设。第二，西方所谓的“民主”政党为什么没能达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近年来，西方主流政党治理下的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矛盾频发，极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导致西方世界呈现政治右倾趋势。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困境：为什么西方理论判定的更为先进的西方政党造成了“西方之乱”，而西方理论并不看好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创造“中国之治”？为此，海外学者将韧性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并重新建构解释框架、设定理论假设，以使西方政治学理论更好地诠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奥秘。

（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韧性从何而来？

剖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韧性来源，是海外学者诠释中国成功实践的一个新做法。循此思路，他们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境遇，以明晰中国共产党的韧性究竟是由政党的外部环境造就的，还是在政党内部因素生成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关乎西方理论是否需要调整传统的切入视角，从而扩展原有的理论架构以拓宽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解释范围。

近年来，不少海外学者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现实挑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Kent Calder）指出，相较美国和苏联而言，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难题更加艰巨和紧迫。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安耶洛斯·潘格拉提斯（Angelos Pangratis）坦言，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将如同“现代版长征”一样艰难。不过，瑞典学者金山爱（Maria Edin）研究发现，即便面对繁杂困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依旧显著提升，这有力反驳了西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难以长久存续的认知。

海外学界开始寻找对华消极预判与中国成功实践之间存在落差的根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和曾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应对战争危机、经济衰退等重大挑战的有益举措为中国政治模式优于西方选举民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两位学者指出，西方对中国崩溃的预判源于一种狭隘的理论视角，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多元挑战时所展示出的韧性表明了西方的政党理论尚有盲点，与中国实践是脱节的。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以二分法为基础的西方传统政治科学模型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践，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西方政治学的传统解释框架中，民主与专制是重要的二分维度。西方理论一般将不同于西式民主的现代政治体制界定为专制体制，并认为其僵化脆弱。但现实表明，西方民主体系之外的中国政治体制拥有相当的创新度和坚韧度，这与西方理论假设存在明显的偏差。

二、认识中国共产党韧性的三个维度

海外学者基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韧性的来源。部分海外学者从宏观层面归纳了共产主义政权韧性的来源。如迪米特洛夫从结构性视角剖析，将稳定的经济发展、广泛的民众参与、健全的问责制度、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视为共产主义政权获得韧性的重要条件。更多的海外学者则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围绕制度化建构、适应性治理和群众性力量三个维度展开了研究。

（一）制度化建构的维度

海外学界将制度化看作中国共产党韧性的重要来源，认为制度稳定性是对风险的有力抗衡。其中，黎安友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建构巩固韧性的研究影响深远。他重点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即，权力交接规范化、干部管理制度化、政治机构职能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研究中国共产党制度化的海外学者基本沿袭黎安友的思路，在上述四维框架中展开进一步研究。

第一，规范的权力交接。制度保障下平稳流畅的权力交接，是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韧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权力交接是政党韧性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历史经验表明，权力过渡期间，权力真空、利益冲突、外部渗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容易引发较高的社会风险。为降低权力交接过程中的风险，中国共产党用制度来规范权力交接过程，这一举措在海外学界引起广泛讨论。黎安友和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指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交接呈现出有序、和平、谨慎的特点，交接过程遵循了既定的制度框架，体现出较高水平的自我约束（self-imposed rule）特征，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外，权力交接的规范化不仅限于中央层面，在地方层面也是如此。澳大利亚学者布兰登·福特（Brendan Forde）将制度视为中国共产党权力交接的核心要素，指出中央层面的制度化实践会对地方层面产生辐射作用，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第二，合理的干部管理。哈佛大学学者大卫·布尔曼（David Bulman）提出，中国共产党干部管理体制与中国治理成效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共产党以规范化的晋升规则实现了任人唯贤，有效避免了派系交错下的任人唯亲。黎安友指出，中国共产党有效遏制着政治派系的不利影响，成功打造出一支派系化程度较低、规范化水平更高的领导团队。与更高水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匹配的，是更高素质的党员干部。荷兰学者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发现，党员素质是政党韧性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精细化管理成功培养出年轻化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党员干部，切实强化了政党韧性。新加坡学者兰斯·戈尔（Lance Gore）认为，能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以战略眼光借助中央至地方的组织部门妥善处理人事任免问题。中国共产党将制度覆盖于党员干部选拔、管理、任用的全链条上，以制度管理个人，以个人建设政党。

第三，专业的机构职能。职能机构的设置是制度化的外在表现。黎安友认为，中国共产党各机构职能的细化和专业化提高了其政权的务实性，这种务实性的背后蕴含着更高的制度复杂性、自主性和一致性，这些特征能让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挑战，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愈发稳定且更具韧性。只有深入地厘清各机构间交错复杂的权责关系，才能设置环环相扣却又不冗余的机构职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指出，中国共产党系统化的组织实践可以被视为大型组织理性化运行的典型案例。

第四，广泛的政治参与。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参与模式进行了广泛研究，聚焦人民向政党表达诉求和政党受人民监督两个维度对政党韧性的积极意义。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广开言路。澳大利亚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列夫（Alexander Korolev）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通过广泛听取民众声音，形成了更加平等、多元、包容的决策过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的严格监督。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乔尔·安德烈亚斯（Joel Andreas）等学者强调人民监督的重要性，认为大规模的人民监督是减少干部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

（二）适应性治理的维度

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重新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多重挑战时调整战略策略的实践路径。为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过程中的应变能力，部分海外学者引入“适应性治理”概念。其中，裴宜理、韩博天、沈大伟等学者有关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治理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游击式”的政策风格。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韩国驻华大使郑在浩（Jae Ho Chung）将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环境、应对新变化的能力视为中国共产党韧性的重要来源。在深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后，韩博天和裴宜理提出，中国共产党拥有“游击式”（guerrilla style）的政策风格，能够激发创造力，让决策更加适配现实境遇。具体而言，“游击式”政策风格重视灵活决策而弱化问责，要求决策者具备以下特质：敢于挑战极限、手段灵活务实，方法多种多样，善于把握机会。这种以应对未知风险为导向的政策风格，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展现较高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达成现实挑战与政策创新之间的有效转化，为政策创新提供实践契机。

第二，基于试验的政策实践。裴宜理指出，中国共产党善于将问题和危机视为调试政策的试验田，正是大胆、灵活、乐观的试验精神（experimental ethos）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韩博天进一步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将试验转化为决策的过程，并指出由点到面的方法路径、试验性的政策试点和典型经验的总结归纳等做法让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部署显著优于大多数政党。德国学者吉尼亚·科斯特卡（Genia Kostka）和美国学者乔纳斯·纳姆（Jonas Nahm）指出，在中国，中央通过激励机制有效引导地方参与政策试验。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政治韧性的贡献被大大低估了，正是地方政府的试点有效激发了国家整体的政策创新。

第三，与正式制度形成互补之势的非正式制度。如果说以黎安友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制度化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制度，那么美国学者蔡欣怡（Kellee Tsai）等学者则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构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她发现，中国的部分私营企业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非正式制度（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弥合了正式制度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差距，并时常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正式制度，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适应性的非正式制度不仅能够为正式制度尚未覆盖的领域提供行为遵循，还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改善正式制度的重要参考，从而推动中国整体的制度革新。

第四，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海外学者将中国共产党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看作政党适应性治理的重要遵循，并总结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系统性与长期性。沈大伟发现，中国共产党对已经崩溃的国家和现存国家的治理经验进行了长久且系统的研究。例如，对于苏联解体，西方倾向于归因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行为失败，但中国进行了长期的系统性研究，并将结论纳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之中。二是预测性与实践性。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他国发展为参考，预测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以行动实践为依归，主动将他国的有益举措转化为中国的政策实践。欧洲学者亚历山大·杜卡尔斯基（Alexander Dukalskis）和约翰内斯·格尔舍夫斯基（Johannes Gerschewski）研究发现，政党吸取经验教训的效率影响着政党适应性的强度，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吸收正在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

（三）群众性力量的维度

不同于许多西方政党代表着特定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群众力量的加入让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人民与政党互动的双主体模式。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支持为根基，建构出一种深刻、扎实的政党韧性，其在凝聚人民群众合力方面的实践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第一，日渐提高的人民满意度。近年来，海外学术机构或学者在中国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人民对执政党的满意度较高，这一现象引发了海外学界的广泛讨论。202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调研报告指出，自2003年以来，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满意度呈上升趋势，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升执政绩效来巩固民众支持，从而成功构建了更为深层的政党韧性。迪克森研究发现，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满意度的提高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挑战了西方理论对中国民众满意度的原有假设。研究进一步指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较高人民满意度的重要原因，人民满意度的提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更稳固的执政基础和更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早在1960年，美国学者赫伯特·弗朗茨·舒曼（Herbert Franz Schurmann）就预判中国共产党广泛的群众动员能力可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裴宜理则将群众动员能力看作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革命遗产，认为尽管动员形式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但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动员的重视程度并未减弱。海外学者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归纳为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以民意为导向。美国学者安妮·韦斯顿（Anne Weston）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了解人民意愿并与人民保持一致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群众动员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第二，以文化为路径。裴宜理等学者将群众动员的核心归纳为文化定位（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扶持（cultural patronage），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文化资源动员群众的方式是富有影响力的，文化资源的介入有助于增强人民对行动价值与目标的理解。第三，以政党与人民的联盟为结果。裴宜理指出，中国共产党开拓了一条动员群众参与政党运行的独特道路，在政党与人民之间建构起紧密且独特的联盟关系。

第三，以人为本的均衡发展。巴基斯坦学者泽米尔·阿万（Zamir Awan）坦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秘密根植于其以人为本的宗旨之中。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发现了两个有趣的趋势：在对中国共产党满意度的增幅上，低收入人群显著高于高收入人群，内陆民众明显高于沿海民众，这两种现象被归纳为“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和“地区效应”（region effect）。上述结果反驳了西方部分学者关于中国边缘地区、边缘群体正在被边缘化的批评，以及中国再分配政策会累积社会负面情绪的消极预期。与西方政党与人民之间相对松散的关系相比，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凝聚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行动同盟，切实有效地推动着国家的全面进步。

第四，虚心学习人民经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在题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最重要秘诀——善于向历史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文章中强调，中国人民的经验智慧屡次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没有既往经验参考的情况下成功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群众经验往往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是通过广泛交流、集体讨论、反复检验和长久积累形成的高度凝聚的知识。群众经验不仅能为党在新情况下面对新问题提供充足的决策底气，更能为党的决策提供全面且精准的解决方案。

三、海外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理论框架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理论框架，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视角和价值取向。只有回溯海外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理论源头，才能找到海外学者考察中国共产党时的原初视角，从而更好地还原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韧性的基本立场。

（一）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模板的西方现代化理论

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的研究通常以现代化为整体背景，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学术依据。在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学者的推动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早已形成。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流观点倾向于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现代化的标准模式。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指出，西方早期现代化社会在许多方面被视为他国现代化的参照样本。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进而提出，历史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由于中西双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中国在西方现代化理论框架中常常被视为“异己”，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学界的排斥。

基于“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预设，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时往往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看作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挑战。在宏观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被看作一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道路存在差异。在微观视角下，中国革命的政治风格与现代政治体制的有机结合，冲击着西方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基于中西理论立场的分歧，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时往往较少提及中国的现代化背景。从国内视角来看，西方现代化择取的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维护着少数人的利益。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现代化所设定的现代化样板旨在服务西方国家的利益，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海外学者在剖析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时，可能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成就进行夸赞，但也会基于西方的学术立场展开批评。部分海外学者在研究中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试图通过特定的研究路径在对中国的分析中力证西方现代化的优越性。

（二）以竞争性政党为评判标准的西方现代民主理论

海外学者通常以竞争性政党体制作为判断民主体制的基本标准，将中国政治体制划归为西方话语中的非民主制度。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根据政党数量的不同将政党体制归为七类，并把这七类政党进一步划分为竞争性政党体制和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两种类型。1942年，美国学者埃尔默·谢茨施耐德（Elmer E.Schattschneider）表示：“政党创造了民主，更确切地说，现代民主是政党竞争的副产品。”西方的政党理论聚焦于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民主特性，却较少关注政党在立场和举措上的实质性差异，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在西方政治学框架中常被视为非民主体制。

近年来，部分海外学者在考察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时，开始摆脱西式民主观念的束缚。但是，由于受到西方民主理论视角的影响，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时，依旧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价值立场：在微观情景中，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措施给予肯定；但在宏观环境中，他们借助西方学术话语批评中国整体的政治架构。一些海外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部分举措看作中国走向西方民主化的“序曲”，而较少关注中国自身的民主化实践。海外学者通常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民主制度，因而未从民主制度内在具有韧性的角度推导出中国政治体制作为民主制度的具象分支也具有相应的韧性。尽管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时已经介绍过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先进做法，但在理论建构上，他们仍然倾向于在西式民主体系之外分析中国现实。

（三）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西方集体行动理论

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动员时，通常以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探讨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当集团成员拥有均等化的利好时，理性的经济人可能就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自愿采取行动，从而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且这一现象在更大的集团内更为显著。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米尔塞（Neil Smelser）归纳了集体行动发生的六个必要条件：结构性诱因、结构性压迫、一般化信念、触发集体行动的因素、有效的行动动员、社会控制力的下降。在西方理论框架下，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被认为是理性的、自利的经济人，集体行动的志愿失灵源于个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当海外学者以经济人假设考量中国时，常常从个人利益导向出发，但又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超出了西方集体行动的理论预期，两者之间存在理论上的真空地带。第一，如前文所述，在主体上，西方理论关注的集体行动通常以群体为单一主体，而中国的群众动员方式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以人民群众为行动力量，政党与人民构成了紧密联结的双重主体。第二，在利益考量上，中国群众动员中的个体并不会将个人利益的优先级完全置于集体利益之上。不同于欧洲的个人主义传统，中国有着深厚的集体主义传统，所以中国群众动员中的个体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理论中高度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的假设。第三，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动员更多依赖文化驱动而非完全的利益导向。文化纽带是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价值目标、路径规划传递给人民群众的重要媒介，也是驱动人民一致行动的动力源泉。上述基础条件的差异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呈现出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不同的特征。从整体氛围上看，相比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悲观主义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动员富有乐观主义的积极色彩。从组织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群众动员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而非零星松散的状态。从行为出发点上看，中国的群众动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而非自发的集体行为。由于中国的群众动员实践不同于西方集体行动的理论假设，且部分海外学者未将中国成功的群众动员纳入原有的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中，因此部分海外学者面对中国实践与西方理论的空白地带时，倾向于选择以特定视角解读中国群众动员的路径，从而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评价。

四、结语

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研究，既为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自身长期执政的优势打开了窗口，也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理解搭建了桥梁。目前，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全面的分析框架，部分研究仍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正在经历从基于西方传统认知逐渐转向关注中国具体实践的深刻转变。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超越既有的价值预设，愈发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长期稳定执政的内在逻辑。梳理并总结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韧性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更加透彻地认识自身提供了重要镜鉴，而且能为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提供学术支撑。

［许彦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原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