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壹铭：2024年英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及评析

[提要]2024年，英国学界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主要着眼于对英中关系转变的评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标识性概念等议题。英国工党政府想要重新深入了解中国，但却面临英国国内中国研究的整体研究能力下降、研究环境退化以及学界内部存在不同声音的问题。追踪分析英国学界当前的中国研究成果，有助于把握英国构建对华认知的脉络。研究表明，英国决策层当前缺乏对中国的准确认知，这会损害其对华政策的创新性和有效性，但如果工党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态度，仍可能为中英关系带来积极转机。

[关键词]中国研究 英国工党 英国学界

2024年，英国举行了议会下院选举，工党以绝对优势获胜，成为执政党。新政府上台后，试图重新定位英中关系，并通过高层会晤等方式给英中关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这种新气象引发了英国国内学界的诸多讨论，并涌现出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和项目。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热点和代表性观点的同时，考察英国当前的中国研究环境，并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其对英中关系未来走势的影响。

一、英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新兴代表性机构

长期以来，英国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机构包括以牛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代表的高校，以及以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和皇家联合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为代表的智库。然而，2024年，下述三个机构在中国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它们的成果数量和影响力都值得关注，对其创立背景的介绍有助于理解它们的研究立场和观点。 

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创立于2016年，致力于推广托尼·布莱尔的政治理念，这一研究所类似于美国的克林顿基金会与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结合体。该机构于新冠疫情期间崛起，变得愈加活跃，并因工党重新主政而开始展现出更大影响力。外界认为该研究所与基尔·斯塔默领导下的工党联系密切，向新政府输送了若干政治人物，甚至有能力影响工党的政策。该机构在2024年发表了多篇中国研究的报告，在工党试图制定对华新战略的背景下，这些报告的内容值得关注。

地缘战略委员会（Council on Geostrategy）创建于2021年，具有较浓厚的军工和政府背景，接受来自英国军工企业和英国外交部、国防部及海军的资助，因此持有相对强硬的对华立场。它旗下有一个名为“中国瞭望站”（China Observatory）的项目，持续发表与中国政治经济相关的报告或评论。观察这一机构，有助于了解英国国内对华保守派的立场和观点。

欧洲当代中国研究中心（European Hub for Contemporary China）是以项目形式组建的研究体，受欧盟地平线研究计划支持，集合了欧洲多家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其中，英国华威大学教授肖恩·布瑞斯林（Shaun Breslin）作为主任领衔研究工作，此外还有查塔姆研究所的深度参与，从多重维度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国际影响力。该中心集合了较多的知华派学者，在2024年发表了许多评论、研究报告和政策分析报告，多数文章相对理性，较少带有预设立场，这使其能够在英国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平衡一些激进的智库声音。

二、2024年英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

2024年英国学界关于中国议题的研究受到三重影响，即英国国内的执政党更迭、国际社会的竞合态势以及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需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24年度英国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热点聚焦英中关系的转变、中国国际关系的构建、中国国内治理的理念等三个方面。

（一）对英中关系转变的评估

英中关系是2024年英国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不仅因为工党执政为发展双边关系提供了新的环境，还源于对过往英中关系起伏不定的反思。在工党看来，保守党政府的对华政策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与此同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英国的对华政策可谓“非常割裂”。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指出，英国十年前还试图打造“英中黄金时代”，却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转而将中国视为经济威胁，这显然缺乏政策连贯性。布朗在他的著作《大逆转：英国、中国和400年的权力角逐》中试图通过历史视角从更长的时间维度阐释英中关系的变迁。他认为，当前双边关系的波动缘于英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不仅不了解当前的中国，更不清楚英中关系漫长的历史演进。历史上，英中之间曾建立起颇具规模的贸易体系，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也曾影响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在那时，为了维持这种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英国人努力了解中国的文化、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其深入程度高于同时期中国人对英国的了解。基于这种不对称的认知关系，彼时英国把中国视作重要的贸易对象，但中国对同英国进行贸易交往的价值却持怀疑态度。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高度重视与英国的贸易关系，但英国却屡屡对同中国合作产生质疑。这反映出动力机制发生了动态变化：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英国在经济、技术、外交和军事上都更加领先，但是如今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的经济规模变得更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变得更强。历史形势的转圜令英国人对中国充满怀疑与恐惧，再加上英国人对中国的文化、语言等要素缺乏理解，致使英中关系屡生摩擦、问题不断。

布朗认为，动力机制的变化和认知能力的缺失是英中关系的障碍，这一观点在英国学界颇具代表性。与之相似，查塔姆研究所在2024年发表两篇报告指出，英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一直难以找到恰当的平衡，它一方面希望促进双边贸易并与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又越来越频繁地强调安全议题，难以摆脱美国对其施加的压力。这种困境源自西方经济体与中国的联系十分紧密、全面“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现实的现状。除了维持双边贸易外，英国政府还需就气候变化、技术治理等全球性问题与中国政府保持重要对话。为更好地实现对话，英国政府需要认识到双方认知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制定对华政策应基于自身对英中关系的切实评估，而不应盲目追随盟友。然而实际问题是，在英国政界和公众层面，关于中国议题的讨论仍大量依赖美国、欧陆国家及澳大利亚的研究成果，英国学界在这方面的声音却蔽而不彰。这反映出英国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方面相对薄弱。事实上，根据英国汉学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的报告，英国国内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等专业的学生仅有1500余人，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科研人员约135人左右，且均呈下降趋势。由于中国研究领域整体上人才不足，英国政府内部的汉语人才和中国问题专家也相对缺乏，这导致决策者难以深入了解英中关系中的关键要素。人才短缺问题与布朗指出的认知缺失问题形成呼应，凸显出英国扩大中国研究规模、提升对华认知能力的迫切需求。

这种需求也反映在工党的政策规划中。工党上台前，曾在竞选宣言中承诺要对英中关系进行一次检视，以深度评估中国给英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而更好地构建英国对中国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英国处理对华关系的能力。鉴于保守党执政末期的对华强硬立场及其对英中关系的破坏，工党的这次评估被视为双边关系趋向缓和的契机，因此引发了英国各界的关注。英国智库尤为积极，从多方面对英中关系进行了评估，并为工党政府建言献策。最具代表性的智库研究成果是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发表的一份题为《重构英国对华能力》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多个领域进行战略升级和转型，其一方面在国内全力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通过提出多项倡议扩大全球影响力，这两方面都可能会影响英国与中国交往的方式。因此，加强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已经成为英国当前的共识，这也是工党政府提出“检视”英中关系的出发点。对于英国而言，中国既可能提供战略机遇，又可能构成战略挑战，因此英国需要构建一整套跨部门的对华政策协调机制，才能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尽管该报告并未解释所谓“对华能力”具体是什么，但通过其提出的三项建议，我们可以窥见它的含义。一是建议加强英国政府内部的能力建设，通过向英国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普及基础的涉华知识，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对华交往能力，降低行政人员与立法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对中国的误解与误判。二是建议提升为政府献策的专业水平，为专注中国研究的智库和对华贸易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打造适合它们发展的政治生态，从而对政府政策形成有益补充。三是建议打造知华人才输送通道，在教育体系的每一个阶段为有兴趣学习中国相关知识的学生提供通畅的学习机会，从而稳定地为英国培育了解中国的外事人才。综合这三项建议可知，该报告着力强调的“对华能力”指的是认知中国的基本素养、理解中国的专业知识以及研究中国的教育体系，汇集到一起即了解中国和处理对华关系的能力。这份报告的措辞紧密呼应工党竞选宣言中的对华表述，鉴于该研究所与工党的密切关系，其内容可能会对英国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工党上台被英国智库界视为调整过往起伏的英中关系、制定长期稳定的对华政策的契机。对此，地缘战略委员会研究员查尔斯·帕顿（Charles Parton）向工党政府提出了十条建议，其内容可以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兼具稳定性与协调性的决策结构。帕顿认为，通过降低部长级官员和高级公务员的流动率，使他们能够在岗位上任职数年而非数月，方可制定并实施稳定的对华政策；此外，应设立一个内阁级别的委员会，涉及中国事务的部长都应列席这个委员会，并同时由内阁办公厅主持，首相也应定期出席，以确保在部门间协调对华政策。第二，提升政府对中国的了解。与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的报告相似，帕顿也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政府外部的中国研究专家资源，并通过一个理想的机构来整合与中国相关的专业知识，例如英中协会（Great Britain China Centre）。同时，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也应接受英中协会的培训，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第三，在维护英国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接触。帕顿建议英国应站在自身的视角，维护本国经济与科技领域的自主性和韧性，同时考虑如何在全球公共物品领域同中国加强合作。

在智库中也存在立场相对强硬的声音，例如英国外交政策小组（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oup）前主任索菲亚·加斯顿（Sophia Gaston）仍然强调英国对华关系中的安全与竞争。这与帕顿的第三个方面的建议颇为相似，实际上是前任政府政策惯性的延续，因为其主张与保守党在2021年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以及2023年的更新版报告）高度一致，都是从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出发看待英中关系，即，既想合作又要竞争。这体现出上文所提到的英国对华政策的割裂感，也反映出帕顿和加斯顿等智库研究人员与高校学者在英中关系上的观点差异。相对来说，高校学者的主流观点更加中性平和一些。例如，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复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LSE-Fudan Global Public Policy Hub）举办的内部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表示，英国学界普遍认为英中双方并不直接构成彼此的安全威胁，但是英国媒体和政界通常将英中关系定义为一种安全关系，将中国问题作为选举工具，向公众提供偏激的、意识形态化的信息，进而构建出一种不切实际的威胁感知。与会专家分析称，这种误解源自专业知识的缩水与发声空间的减少，这表现为英国大学的中国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对研究人员的审查和监视加强、涌现出许多缺乏中国实地考察经验的“伪专家”等。客观来看，中国作为英国第五大贸易伙伴，未来双方在诸如保险、银行、航运等经济领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同时，增加学界、商界和政界等各界人士的交流，有助于提升英中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推动中英关系的平稳发展。

（二）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英国学界历来关注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及“全球南方”的关系。出于对英美“特殊关系”以及英联邦国家间关系的关切，英国学界尤其重视中国与美国、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互动。近年来，英国学界在中非关系的探讨中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的因素，并且经常将其与东西方在“全球南方”的竞争联系在一起。这类研究视角虽然着眼于“全球南方”这个平台，实际讨论的是这个平台上中国与西方大国的竞合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

1.对中非合作的新路径及其成效的认知

2024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引发了英国学界关于中非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阿尔登（Chris Alden）等学者指出，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中非关系的新常态。在这次中非合作论坛中，中国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纳入到会议精神和议程讨论中，这是三大全球倡议在国际平台上的实践。特别是在强调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改革的背景下，中非双方都支持提升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权，这反映出中非合作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加强。阿尔登还关注到，中国政府未来三年内将向非洲提供引人注目的3600亿元人民币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公私合营模式的普及以及鼓励中非企业双向投资等做法，标志着中非合作已突破过去单向贷款主导的模式，进而向世界展示出双向合作模式的诸多益处。

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非合作中“小而美”项目的涌现意味着中国正在采取更为务实的方式，这更加有利于中国在非洲保持良好的声誉和形象。这种合作模式与传统的贷款模式不同，这从日益增长的投资合作规模上可见一斑，即中国投资从2020年约20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超过115亿美元，实现了五倍多的跃升，并且2023年投资总额首次超过了贷款总额。报告分析称，这些项目既能发挥中国在数字化经济与绿色科技方面的优势，也有助于保障关键供应链所需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此外，该报告还强调了中非合作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报告指出，非洲国家是对中国外交理念接受度较高的群体，具体而言，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旨在化解国际冲突、推动多边机制改革等，这与非洲国家的外交理念和诉求高度一致，并且中国也支持提升非洲联盟（AU）在多边体系中的代表性。该报告指出，中非合作具有创新性，中国不仅在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调整对非策略，也在回应非洲领导人的关切，同时还在填补西方国家在对非合作中的空白，包括提供安全培训以应对国家安全风险、为非洲开辟物资出口新通道、配合非盟拓展国际市场、开展规模性职业教育与交流项目等。面对这样的合作模式，西方国家过去的批评显得没有意义，它们应当从中国的外交策略中吸取成功经验。

查塔姆研究所非洲项目主任亚历克斯·维恩斯（Alex Vines）和副主任缇吉斯蒂·阿玛雷（Tighisti Amare）认为，中非关系正在从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向贸易合作转变。中国积极推动非洲的贸易出口，特别是在农业和自然资源领域将非洲的经济发展目标与中国的能源安全需求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更加可持续且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将非洲经济更紧密地整合进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中，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他们还注意到中非合作中的地缘政治因素，认为中国通过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方式成为非洲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可靠伙伴，同时也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自主发展道路。但他们同时也指出，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非常担心出现零和式外交，不希望在中国与西方之间选边站，而是希望在日益多极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中通过务实的外交关系争取最有利的投资、援助和贸易条件。

2.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评估与展望

英国智库普遍对中美关系表示担忧，认为这两个大国难以摆脱对抗性格局。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对2024年的美国大选不抱过高期望，因为无论哪一方获胜，中美都难以避免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领域持续竞争。所以，中国决策者并不幻想中美关系会在短期内获得奇迹般的改善，而是转向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升由高端技术驱动、能够应对国际紧张局势的经济韧性，以处理美国新一任政府可能挑起的任何问题。该智库的另一份报告认为，中美对抗性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持续推进对华遏制战略，加剧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这种对抗性格局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了一种新趋势，以往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贸易与投资发生了地位转变：一方面美国以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为由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另一方面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升级使得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变，所以中国同美国产生竞争的领域日益增多。中国独立自主的创新发展模式以及在若干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雄心，也将引发美国强烈的不安和遏制意愿。因此，贸易与投资将日益成为中美争端加剧的根源，而不再是双边关系的稳定器。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历史学者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则对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提出了另一种猜想，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会给中国创造出更大的国际空间，进而重塑全球秩序。芬比首先指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会出现激烈的对峙与摩擦，因为美国政府会执行比以往更为严厉的贸易制裁政策，而中国也早已准备好一系列反制措施。但他同时设想，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会驱使其打造一个聚焦于本土的“堡垒美国”，而中国也可能在对美的外交实践中表现得相对灵活，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存模式”（Modus Vivendi）。当美国由于推行单边主义而退出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体系时，中国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更大的领导力，最终引发全球秩序的重塑。

如果“共存模式”倡导的是一种暂时的相互妥协，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张勇进（Yongjin Zhang）则提议国际政治应该超越国家间的地缘对抗，优先考虑“全球团结”。在题为《美国、中国与全球团结》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国的对华认知经历了从“合作伙伴”到“威胁”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基于地缘政治考量，还出自意识形态对立。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优先考虑“超越中国”，将气候合作置于次要地位。这种“地缘政治优先”的逻辑制造了东西之间的分裂，阻碍了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导致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危机的合作严重倒退。通过引用肯尼迪于1963年发表的《我们呼吸同一片空气》的演讲，作者强调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挑战，全球团结是中美乃至全世界的唯一出路，现代国家应该超越某一个国家优先的“国体理性”（raison d’Etat），转而追求“系统理性”（raison de système），搁置地缘竞争、意识形态等现实政治的分歧，优先考虑人类共同体和全球团结，携手对抗全球性威胁。

（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标识性概念

接触并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理念对消除对华认知偏见、减少对华误判至关重要。因此，解读中国政治理念和治理术语成为英国学界了解中国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对“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等标识性概念的分析体现出英国学界对中国研究更加深入的探索。

1.中国梦

布朗在《了解与感受“中国梦”：新时代中国政治语言的逻辑与修辞》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国梦”如何通过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塑造了一种获得社会支持的政治叙事。布朗在文中指出，中共的政治语言不仅是理性的政策表达工具，还承载着深刻的情感动员功能。“中国梦”作为核心政治叙事，不仅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性目标，还通过情感化修辞激发了国民的集体认同。从历史视角看，中国近代以来对民族复兴的集体渴望为“中国梦”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合法性，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站起来”的革命志向则为“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现代化目标提供了历史的延续。在此基础上，个人梦想与国家前景的结合可以提升国民的爱国热情和集体归属感，“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等也能够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从而构建起一个既理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又感性（民族复兴的自豪感）的叙事框架。

布朗强调，“中国梦”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全球推广，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文化大国的形象，并展示与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机遇的气度。然而，这一概念却被部分西方人士误解为民族主义的对外扩张而遭受抵制。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延续，一国的政治语言拥有其独特的生长土壤，并非能得到生活在其他土地上的所有人的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以开放的心态与持有相似开放心态的国家民众开展合作、共享机遇。

2.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于2024年7月15—18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引领意义，从而引起了英国智库的密切关注和解析。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的三中全会历来是开启重大经济政策的关键节点，这次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明确了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也会继续稳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该报告尤其关注中国的对外开放机制，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承诺有助于稳定外商投资，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将重塑外商在华投资的版图与环境。该报告认为，从整体上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超越经济层面的政治引领意义，通过调整和完善国内治理体系，中共显示出其有能力应对外部的风险与挑战。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Oxford China Centre）的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也认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指出，中国目前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同时还是许多制造业供应链的中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优势产业发展，会使很多企业受益，甚至有可能在新领域产生“冠军企业”。从长远角度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更大目标是发展出具有自主能力的技术体系，从而使中国减少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的依赖，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重要的国家安全价值。

皇家联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卡尼（Andrew Cainey）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延续了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的政策，本次会议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有望推动中国经济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比如城乡融合政策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破除地方保护有利于建设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退休年龄调整将为长期发展带来助益。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温玫雅（Meia Nouwens）等学者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要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能够带动中国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温玫雅重点关注改革进程中的三个关键目标：一是建设经济的自主性与韧性；二是增强科技等关键战略领域的实力；三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

3.新质生产力

欧洲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查塔姆研究所均聚焦对新质生产力的解读。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洁（Yu Jie）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旨在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使中国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引领那些在全球仍处于萌芽阶段的未来产业，使中国迈入高端制造领域，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军者。

布瑞斯林在《中国新质生产力新在哪里》一文中指出，在基础层面，新质生产力可被视为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的配套组合，并叠加了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而马克思主义对“新生产力”（new productive forces）的原始解释——伴随新生产力出现的是经济活动基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时代性转变——则有助于加深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这种划时代的转变正在发生，在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将不再以旧的方式依赖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而是依赖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的生产力，从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是与新发展理念相契合的先进生产力。

布瑞斯林认为，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先进科技创新的优先布局，也与当前国际形势下的国家经济安全紧密相关。美国加大对中国的科技限制，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这些都使中国相信，全球经济逐渐脱离其本身的发展逻辑，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政治逻辑所左右，因此中国对新质生产力的追求同样服务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尽管新质生产力具有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但布瑞斯林指出，它仍可能面临一些困境，比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免要淘汰“落后”行业，而这种转型带来的冲击也会由于经济模式在地理上分布不均衡而导致部分依赖旧有产业的地区可能承受相对痛苦的转型过程。虽然面临一定困难，但布瑞斯林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其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构性转变，当这一愿景实现时，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影响将超越经济层面，也将远远超出中国国界本身。

三、2024年英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特点分析

通过对英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上述热点议题的整理分析，结合2024年英国学界的研究形势，下文将从研究主体的影响力、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以及当前研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该年度英国学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英国学界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数量减少，近年来影响力下降

2024年，多家智库及英国汉学协会的研究都指出了同一个问题：英国当前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并且还在呈下降趋势。受脱欧影响，英国研究机构能够获得的经费支持本身就在急剧减少，疫情期间，英国高校依靠国际学生学费获得的收入又大幅缩水，这些因素导致研究人员的经济收入大打折扣。此外，近年来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英国高校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加强审查，严重影响了该领域研究人员的自主程度。研究人员数量的缩减与自主性的削弱将损害该领域观点的多样性，导致特定观点在缺乏平衡的环境中不断强化，甚至可能形成某种偏见的“回音壁”。当其向政府提供建议时，决策层接收到的信息难免不够全面。

那么，当前英国学界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究竟能产生多大影响呢？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智库研究人员和高校学者可以通过出版图书、发表文章、与媒体对话、与政治精英交流讨论等方式参与政府的决策制定。此外，英国智库还可以通过参加议会和内阁专题会议、利用“旋转门”机制进行角色转换等方式参与到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中。

除此之外，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还可以通过参加议院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的听证会和咨询会的方式影响政治精英的判断。比如,本文中提到的布朗、张勇进等就参加过上议院国际关系与防务委员会的咨询会，帕顿、于洁、马格纳斯等就参加过下议院外事委员会的咨询会。但是，近年来，这类面向专家学者的咨询会议越来越少，如国际关系与防务委员会最近一次的咨询会是在2021年召开的，而外事委员会的上次咨询记录停滞在2017年，直到2025年3月才因收到工党政府评估英中关系的指令而重启。专业信息渠道的长时间关闭显然无助于英国的政治精英了解中国。当然，英国政府和议会内部召开过不公开的政策咨询，但是从上述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和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来看，至少其内部没有建立起更为通畅的咨询通道，学界的多元声音也没能充分触及决策层，导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影响英国政府决策的程度有限。

（二）智库研究人员与高校学者在立场和论调上存在差异

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环境的影响，英国学界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上难免存在负面声音，其中，智库研究人员的论调相对更为偏激，而高校学者的声音则更具学理性，更讲究实证和论据，不急于单方面下论断。比如前文提到的地缘战略委员会和英国外交政策小组，其立场都带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强调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习惯用泛安全化的思维模式考察英国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和科技议题。在一个强调竞争的环境中，比较容易形成这种对抗性思维的“政治正确”。相对而言，高校学者的研究没有紧迫的时效性要求，可以更加深入地展开宏观讨论或微观解析，也能为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带来比较中性的学理化思考。在工党政府希望更加准确了解中国的背景下，这类声音更具价值。

（三）当前研究现状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基于上述两个特点，对于英国应该如何构建中英关系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答案。知华派学者的有限参与和对抗性思维的反复萦绕，让人不免怀疑工党政府能否真正客观地认知中国。英国首相斯塔默强调要采取“进步现实主义”，以务实的态度制定对华政策，并提出了相应的3C原则，即在可能的议题上合作（Co-operate）、在有需要的领域竞争（Compete）、在必须的情形下发起挑战（Challenge）。这个三分法的思维模式与欧盟的对华策略基本相似，甚至与保守党政府2023年更新版综合评估报告里提到的对华政策异曲同工，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新意。虽然工党政府强调务实性，但这种割裂的政策原则本质上还是难以摆脱受价值观影响的理想主义。因此，现阶段很难期待其对华政策会发生大幅转向。如果按照英国历史上的务实主义传统，也许更合理的做法是：在必须达成的领域合作，在有能力的范围内竞争，在有需要的情形下发起挑战。

整体来看，2024年英国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样的，既有对现实问题的讨论，也有对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英国的视角来看，尽管当前难以完全判断工党政府的具体对华政策走向，但其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态度无疑将有助于改善英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环境，也有助于重新校准英国对中国的看法，并有望形成客观的对华认知，进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平稳发展。站在中国的视角上，及时跟踪英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动态，了解英国学界对中国的关注点和解释力，不仅可以帮我们持续观察英国，更有益于搭建起中英学界沟通的桥梁，实现思维的互动和信息的互通。

［张壹铭：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原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