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理解中共革命史的生态环境维度

一

　　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不断发掘新资料、增加新维度的结果。就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而言，后者显得尤其重要，生态环境或者说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维度。以往流行的环境史概念，也许并不能完整、精准地反映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为环境不仅指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故以生态环境来表述似更为确切。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环境就早已存在，但只有人类产生之后才发生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如果说自然环境是“死”的，生态环境则是“活”的，它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利用、改造，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二者互为反馈、互为依存、休戚与共。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乃至历史研究，人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愈益认识到这一关系。但从生态环境的专门维度、专门领域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距今并不算远，它不过是人类面临生存环境危机的产物。人们为了摆脱和治理环境恶化，被迫回溯和反思历史上生态环境的演变，进而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教训。然而，生态环境史发展到今天，其目标已大大超越了对经验教训的追溯与总结，更不是以理想化的标准来武断地判断历史的是非对错，要求前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而是更多地让自然进入历史，让历史进入自然，对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予以同情之理解，追问历史是什么，何以如此。由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生相伴，互动关系不曾停歇，故所有历史都可以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认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同样可以置于以上认识系统，从生态环境的维度来进行理解，亦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角度，探究自然环境如何影响革命进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来服务于革命目标，因而或可称之为革命生态环境史。运用这一视角的主旨，主要不是关注革命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或革命过程的环境变迁史，而是从一个侧面来解释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能不说，以往革命史学者对自然环境主要是作为背景介绍，还很少将其纳入革命，或让革命进入自然，更谈不到深入研究了。尽管我们总是说，一切行动目标的实现，皆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但实际上在研究中更多偏重于人和，而对天时地利也即自然环境因素的约束，对人和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关系，并未给予足够的考量。人和当然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与人民大众的密切关系，一定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性力量，但这场革命的发生发展毕竟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党对于环境的认识，对于环境的适应、利用和改造显然也是影响革命进程的重要力量，如果忽略这一生态环境因素，也就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中共革命史的丰富性，弱化了对中共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结局的解释力。

　　那么，如何理解生态环境视野下的中共革命事业呢？简言之，它主要关系到根据地的建立、生存和发展，所涉内容当然是复杂多样的，但又集中反映在根据地的自然区域、军事发展和经济建设等方面。

　　革命根据地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区域，而是和自然区域具有紧密关系的革命政权区域，内含政权和自然相交叉的双重特性。与其他类型的革命相比，中共革命的最大特色是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从苏区革命时期开始，经抗日根据地，再逐步扩大至解放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位于广大农村的根据地，无不是在一定的自然区域之内，承载着根据地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开展。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任何农村建立根据地，但总体来说，几乎都选择在那些跨越省区的边界地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尤其是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这种环境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在苏区革命时期，建有井冈山、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湘鄂川黔、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海陆丰、琼崖、川陕、陕甘边等十几块根据地，绝大多数都具有以上自然区域特征。对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毛泽东除了强调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等，也谈到“地形优越”“地形又极险要”等自然因素。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建立了华北的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及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与苏区一样，大多也具有自然区域特征。中共中央为了反对国民党对根据地的摩擦，甚至申明“敌后抗战形势，证明建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省界是错误的。”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必要条件，张闻天认为，除了国共统一战线、共产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政府军队与民众团结一致、实施三民主义共同纲领以外，还要有“一定的有利的地理、地形”。以晋察冀边区为例，边区领导人对边区的自然环境及其作用是比较熟悉的，这里有冀中和冀西、晋东北、雁北的一部分平原，土地比较肥沃，适宜于农业的发展；有交错的河流，包括滦河、永定河、大清河、唐河、沙河、滹沱河等；还有广大的山区，地形险峻，可以造林牧畜；有丰厚的矿山财富，太行山、恒山山脉有金矿，铁矿则到处都有。而无论是平原、山地还是河流、矿藏等自然条件，无不影响着晋察冀边区的生存和发展。

二

　　反观中国古代史，历代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因素当然非常之多，但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尤其是缺乏一个稳固的自然区域的支撑，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支撑的主要表现，是根据地善于借助自然环境来塑造军事作战形态，推动经济发展。

　　军事作战形态是基于敌我实力对比、自然环境利弊等因素的综合判断而形成的。在中共革命发展史上，直至解放战争大反攻之前，基本上都处于实力弱小一方，故不得不实行战略防御之策，实行以游击战为主，间或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正是因为人力、物力和武器的弱势地位，能否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来减少作战不利，提高作战效能，就显得更为必要了。毛泽东讲过，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这个客观条件主要就指自然条件，指挥员须凭借这一舞台来指挥战争。朱德指出，因为游击队武器不好，所以“作战时第一须利用地形，利用夜间或特殊天候来补武器之短，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武器的地形来发挥自己武器的效力”。进一步表明了自然环境与军事作战的关系。在以上认识之基础上，形成了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和天候游击战等基本作战方式。

　　山地游击战是根据地军事作战的首选战法。山地层峦叠嶂，脉络显著，坡度较大，最适宜于打防御战，而不利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苏区革命时期，红军作战形态几乎等同于山地游击战，被中共领导人视为“拿手好戏”。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继承苏区经验，以山岳地带作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局，打山地游击战。针对日伪军的大“扫荡”，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提出制高点战术教育，制高点多在崇山峻岭之上，路少壁陡，不易攀登，敌进攻时，多取仰攻，难发扬火力，重火器及技术兵器更不易使用，守者则可居高临下，凭有利地形，以少击众，消耗敌人。晋察冀军事政治学校为了使学员熟悉山地战，每天都设有爬山课程，这样学员就能够带着山地战理论及所受军事训练进行实地指挥。名将杨成武曾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三年期间指挥大小战斗211次，取得黄土岭等战斗的胜利，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将山地战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平原游击战是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创造。平原以平坦广阔的地貌为特征，就防御战而言，与山地的地形优势相反，不利于己而有利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苏区时期不曾有过平原游击战的经验，毛泽东曾说红军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也提到，在平原地带发展游击战争是历史上的新项目。正因如此，能否开展平原游击战，根据地领导人不是没有疑虑和争论的。然而，平原地区如此广大，在华北地区就占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如果不能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在一切可能的区域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困难和压力往往能够激发创造力，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军政领导人坚信，开展平原游击战仍有其可能性和条件。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提出了“人山”的概念，认为平原虽无山地的便利，但除了地形之外，还应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创造平原地带的“人山”，发挥人民的伟大力量。当然，除了指战员自信心的建立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之外，仍需要针对平原地形条件运用具体而有效的游击战术，将不利因素降低甚至变为有利，方能战胜敌人。如果说山地战主要是利用山地优势，而平原战则是超越自然条件约束，改变平原劣势地形，将平地变为“地下山”。不能不说，变平原为山地这一战法其实仍是山地战的逻辑。至于改变地形的方法，主要有挖道沟、填平封锁沟和地道战等类型。挖道沟的目的是阻挡日军机械化部队的通行，冀中区将九万余公里的乡村大道挖成崎岖错综的道沟，大大降低了日军的行进速度，而有助于抗日军队的隐蔽、迂回和包围，减少敌人的杀伤力。所谓填平封锁沟，是填平日伪军为了防备抗日力量而在铁路、公路和主要交通道路间挖掘的封锁沟。仍以冀中区为例，填平封锁沟四千余公里，增加了抗日攻击力。相比而言，地道战更具特色，也更有影响。冀中区修成一万多公里的地道，被称为“地下长城”，对于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创办武器制造的地道工厂、设置治疗伤病员的地道医院、建立收藏粮食和弹药的仓库、开辟地下秘密交通站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地道战并不只是抗战时期才有的现象，它在解放战争中仍在延续、发展和运用，并从单纯防御转为以打击为主、防御为辅的战斗型地道。

　　天候游击战是利用天时变化的又一创造性战法。天候是天气、气候和某些天文现象的统称，包括阴晴、冷暖、干湿、昼夜长短、四季更替等。天候游击战主要有夜战、青纱帐战和苇塘战等形式。尽管青纱帐和苇塘是已经过人工干预的自然环境，但对其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天候因素却具有严格的自然环境意义。原本在平时仅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生产经营的天时及植物，却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成为根据地对敌作战的重要屏障。其中，夜战是利用黑夜进行的战斗，在以防御为主的游击战中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质。苏区时期，红军就采用了夜行军和夜战的战法。全民族抗战时期，彭德怀指出，在战术指挥中须注意昼伏夜动，声东击西，麻痹敌人。雁北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敌战斗百余次，有73次发生在夜间，说明夜战已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青纱帐战是利用夏末秋初青纱帐起之机，或隐蔽休整，或对敌发动攻击的一个战法。冀中区、冀东区针对日伪军总是避开青纱帐季节选在春季、秋末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规律，多次发动对根据地有利的“青纱帐战役”。与青纱帐战类似，苇塘战是利用夏末秋初水中植物丛生之机进行的战斗，此即毛泽东所说的“河湖港汊”战。苏区时期的洪湖等水域地区，就展开过水上游击战。全民族抗战时期，在江北的洪泽湖、江南的太湖和沿江沿海等港汊地带，也都组织起游击战争。在晋察冀边区，最为闻名的是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像挖道沟、修地道将平原变为“地下山”一样，苇塘变成游击战的“水上山”，对保存抗日有生力量和坚持抗日阵地起了重要作用。

三

　　军事之外，经济建设关乎军需民用，它也离不开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资源。根据地提倡自给自足经济，为了发展工业而开发土产原料和自然矿藏，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而改善自然条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敌人封锁之下，根据地军需民用都遭遇严重困难。全民族抗战时期尤为残酷，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减少对外依赖，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

　　利用土产原料发展工业，主要包括日用工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以晋察冀边区为例，一是发展日用工业替代品，晋察冀边区工矿管理局成立后，成立技术研究室，负责工业品的研究、改进和推广，如利用土产原料试制油墨，用植物油试制原油，用土产锌和氯化铔试制电池，用土产芒硝制造粗碱，用粗碱充作肥皂、造纸、炼油、脱脂等工业上的原料。在开掘土产原料的基础上，一些日用工业得到了发展。在北岳区三、四专署，灵寿、平山、阜平等7县的榨油业，到1942年底油房数已达195家。凡是含油的草木种子都尽可能用来榨油，椿树籽、荆子籽、蒿子等也可利用。二专署的油房数，到1942年初也有40余处，用大麻子、核桃、桃仁、蒿子等为原料。植物油还用于点灯，以代替和减少煤油的使用，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用。同是北岳区，食盐业也有发展。用土法刮取盐土，熬制硝盐，平山、满城、灵寿、应县、寿阳、代县、望都等地都有产出，部分地解决了食盐缺乏的困难。二是开发矿藏，发展重工业。已有的矿业继续扩大开采，没有开采的进行勘察。到1942年底，北岳区的平定、唐县的铁矿，浑源、房山的煤矿，五台、浑源的硫黄，涞源的云母、石棉等，都进行了开发。三是用土法发展军工，自制武器弹药。子弹制造需要无烟药，无烟药出自硫酸，硫酸原料出自硫黄和火硝，都是边区用土法生产的。硫矿主要产于五台山一带，产量丰富，含硫量高达95%。火硝是冀中农民在盐碱地上刮起硝土，经炼制而成。与日本生产的无烟药相比，边区土制的无烟药在弹道性能上并不逊色。在此基础上，又就地取材，使用动植物油、熟石灰和硝化甘油，试制成功比较高级的“硝铵混合炸药”“朱迪生炸药”，由此可以大量地生产炮弹、掷弹筒、手榴弹和攻坚用的炸药箱，实现了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到“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跨越。

　　农业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更能体现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而激发的发展潜力。近代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一些学者视为社会经济落后的标志，但在根据地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其坚韧的生存力量反而受到中共的零活变通和高度重视，成为支撑中共革命财政的基本经济形态。早在苏区革命时期，小农经济就已显示了巨大作用；到全民族抗战时期，就更为突出了。以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为例，通过适应自然环境、改善自然条件来提高农业产量，主要有垦荒修滩、兴修水利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式。垦荒修滩的目的，是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农业产量。兴修水利，主要是整修河道，凿井灌溉，开展防旱备荒运动。应对自然灾害，主要指兴修水利之外的植树造林。在根据地创立之前，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就已经处于不断退化的趋势。根据地建立后，为了开荒种田，增加柴火，也有烧山行为和砍伐林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植被的进一步脆弱。所以，植树造林、禁止烧山砍伐的举措更具长远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过程中，中共提出了战胜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成为党极为重要的经济思想、环境思想资源。

　　统而言之，中共革命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已结成一个生存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通过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推动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促进革命目标的实现，呈现了既受自然约束又不完全依赖自然的对立统一过程。尤其是将有利的自然条件变为优势，将不利的自然条件变为有利，反映了党强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生态环境视角的革命史叙事，无疑使中共革命史的研究维度变得更加丰富。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6年3月13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