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华：西方学界关于海外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研究述评

海外华人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心系祖国，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住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贡献在海外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学界对这一主题逐步开展研究，向国际社会客观展现了海外华人的参战历史和积极贡献。梳理他们的主要观点，对我们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海外华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研究角度及主要观点

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海外华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至今仍不断有新成果面世。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论及海外华人参战的原因及影响、海外华人在战争中的贡献长期受忽视的原因、开展海外华人贡献研究的意义等内容。

（一）海外华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原因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海外华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既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追求，也受共产党以及战时政策的影响。

1.受自身价值追求的驱动

部分研究强调海外华人为了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反侵略的人民战争。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追求是海外华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原因。美国威廉学院历史系教授黄玉智（K.Scott Wong）分析了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委托著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拍摄的八集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其中第六集《中国的战斗》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一种追求艺术、智识与和平的文明，一个从未发动过征服战争的国家，认为反法西斯战争将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和最年轻的国家美国联合起来，这是自由对抗奴役、文明对抗野蛮、正义对抗邪恶的斗争。黄玉智指出，影片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承认与尊重，也体现了美国华人投身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的意愿。此外，根据旅美华裔科学家倪慧如（Nancy Tsou）和邹宁远（Len Tsou）夫妇的研究，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华人也曾明确表示对正义与和平的追求。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中共党员谢唯进在从法国赴西班牙参战时致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的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美国的华人工程师张纪在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也表示：“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部分研究强调海外华人出于对祖国和住在国的忠诚而战。黄玉智分析称，不了解中国的美国华人可能是为了美国这一个国家而战；而既了解美国又了解中国的华人则为两个国家而战，是为了击败中美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林咏仪（Judy Lam Maxwell）认为，当时许多年轻的华人是中西文化的结合体，他们对中国和加拿大有着双重的忠诚。对中国的忠诚主要是基于父母灌输给他们的传统，在加拿大出生和长大又使他们被灌输了对加拿大的强烈责任感和保卫加拿大的愿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罗伯特·豪尔（Robert A.Hall）也认为，当地华人为澳大利亚所做的也是为中国所做的，这是同一场战斗。

还有部分研究强调海外华人为了在住在国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海外华人普遍不能享有住在国的平等公民权利，参加住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既是争取和平与正义之战，也是争取平等与自由之战。黄玉智分析称，美国于1941年底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到那时为止，由于限制性的移民立法、反华情绪、居住和职业隔离以及语言和文化障碍等因素，美国华人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绝，被视为“永远的外国人”。他认为，在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是美国华人改变自己在其他美国人眼中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有的参战华人士兵所说：“我们只想被视为美国人，并能够享有美国人的权利，而不想成为局外人。”“如果我们响应号召，不仅为我们，还可以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政府也许会说，‘你们这些人没有在战争中服役，没有响应号召，不应该得到它’，也许这种歧视因此将是永久的。”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牛金（Jin Niu）表示：“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晓人们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奔赴战场。当然，许多外国人、非公民、移民和外来者参军的原因与其他人一样——出于冒险精神、害怕错过机会、渴望获得荣誉，或者获得一个短暂却无比强烈的存在的机会。然而，他们志愿参军也是为了获得更有意义的公民身份。”林咏仪分析了加拿大的情况，她指出，在当时加拿大的4.1万名加拿大华人中，大约有600人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他们是唯一一个在所有战区服役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军事服务表明了他们对政府全力支持的意愿，证明了取消所有歧视性立法的合理性。许多加拿大华人将参战视为重新定义自己地位的一种方式，他们非常清楚服兵役与选举权之间的联系，他们坚定地向政府请愿，表示当地华人愿意同加大拿公民一样服兵役，但反过来，他们也应该得到完全承认，并应享有公民权，特别是选举权。“我们想提高我们在加拿大的地位，因此，我们为平等机会而战。”

2.受外部因素的推动

整体而言，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海外华人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较大，而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海外华人则受到住在国相关政策的影响。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因素看，全球各地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华人中不乏共产党员，他们深受共产党纲领与主张的影响。倪慧如和邹宁远分析了谢唯进的例子。谢唯进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赴西班牙参战的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组建的中国人民阵线有关。作为中国人民阵线的执行委员，谢唯进受托向党组织提供反映西班牙战况的报刊，使党组织能够深入了解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从中吸收经验，运用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全面抗战爆发后，谢唯进打算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毛泽东等特写专函嘱咐他继续在西班牙参战，告知这对祖国抗战有间接的帮助。从美国出发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的土木工程师张纪在美国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印尼华人毕道文先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对抗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军队，后又赴中国延安支援中国抗战，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国籍的国际主义精神，除了他本人对正义与和平的追求之外，也与他的荷兰共产党员身份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遣有很大关系。

从住在国政策的影响因素看，美、加、澳等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排华法案仍然生效，但随着战事的推进，这些国家对华人的政策开始出现松动，美国于1943年底废除了排华法案。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对战斗力量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则与它们对战争正义性质的认知以及对华人看法的改变直接相关。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赵小建认为，由于美国政府和公众均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为正义战争，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战争中是共同对抗敌人的盟友，因此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开始发生转变，中国人由负面的刻板形象转变为礼貌、温和且勤劳的形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梁嘉伦（Karen J.Leong）则认为，美国人长期以来对华人存在刻板印象，而美国国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推动废除排华法案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美国的战时目标。林咏仪分析了加拿大战时政策对华人身份的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加拿大政府禁止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军队服役，理由是他们不是“纯欧洲血统”。但随着战争的继续，士兵短缺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导致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对华人的征兵限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需要一些士兵融入日本占领的东南亚英属殖民地，而英联邦成员国加拿大的华人，因其长相在东南亚国家不容易被识别出而被视为最理想人选。豪尔对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战分析也持相似观点。20世纪初，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华人从未真正受到澳大利亚社会的接纳，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白人士兵已经不能满足战争需求，澳大利亚于是开始大量招募包括华人在内的非欧洲裔人士。中国政府一方面支持华人响应澳大利亚政府的号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因为保卫澳大利亚也是保卫同盟国家的共同战线；另一方面也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在澳大利亚军队服役的华人应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享有同等的权利。

（二）海外华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及其影响

海外华人参加住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被西方学者称为“一场战争、两个胜利”，既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改变了住在国对华人的认知，提升了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部分海外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较早得到住在国的肯定和认可。例如，法国政府在战后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给曾以自己的皮革作坊作为反法西斯秘密交通站的周亭以特别生活费用，并颁发特别奖状以表彰他对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比利时为从德国纳粹手中拯救了大约百名比利时青年生命的钱秀玲颁发“国家勋章”，并将埃克兴市中心的一条路命名为“钱夫人”路；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向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发去致敬电表示感谢；曾作为苏联空军飞行团副团长的唐铎获苏联颁发的列宁勋章，而且是获此荣誉的唯一中国人。与此同时，海外华人群体的贡献也得到了一定的承认。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943年和1947年废除排华法案，澳大利亚则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2年才废除白澳政策。美国华人的战时贡献对美国废除排华法案有直接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致信美国国会推动废除排华法案时指出：“这将给予中国人比某些其他东方人更高的地位，但他们在这项为了尊严和自由而进行的事业中的巨大贡献使他们应得这种待遇。”豪尔也认为，澳大利亚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国家的团结至关重要，这种团结需要通过对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来实现。梅乐心（Victoria Moy）是美国华人二战老兵的后代，她在《为梦想而战》一书中描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华人如何与美国人并肩作战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未来。澳大利亚华人学者赵汝权（Edmond Chiu）在《荣誉与国家》一书中记录了澳大利亚华人在战争中做出的不为人知的奉献和牺牲，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勇气与决心。

黄玉智关注到华人参战改变了美国政界和媒体对华人的认知。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时任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参与撰写的《这就是美国》一书介绍的第一个族裔群体就是美国华人，书中赞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勤奋和勇敢。当时，许多美国华人女性走出唐人街，在更广阔的美国职场中确立自己可靠且技艺精湛的劳动者身份，通过与其他族裔的美国人并肩工作，为美国塑造了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加利福尼亚州曾是反华运动的前沿阵地，但1942年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竞选加州州长时发表声明指出，“和所有出生在加州的美国人一样，我一生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而友好的感情”，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争取自由的战斗前沿”。《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论称，当美国有人提议花费数百亿美元来改善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生活时，美国的30万华人却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这篇评论写道：“走进美国唐人街，你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少数族裔正从困苦和歧视中崛起，成为当今美国自尊与成就的典范。”美国佩斯大学的李泽熙（Joseph Tse-Hei Lee）称，美国和中国成为抗击日本的盟友后，美国人对中国人和美国华人的形象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来的刻板印象已被爱国海报中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形象所取代。随着美国华人积极投身战争，他们更能融入主流社会。华人首次被美国人视为朋友，美国华人逐渐具有了积极的公众形象。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罗杰·洛奇（Roger W.Lotchin）认为，华人参战推动美国形成了对华人更加宽容的社会氛围，华人群体的社会合法性和向上流动性逐渐取代了多年积累的社会排斥，美中双方在战争中作出的努力和相互支持是推动美国华人社会经济变革的催化剂。

很长时间里，由于受到住在国主流社会排斥，海外华人对自身的发展缺乏信心，即使在海外出生、长大并接受高等教育，也不敢奢望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不仅使海外华人得到住在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也提升了华人的自我认知。黄玉智分析称，许多从战场归来的华人重新获得了自尊，拥有了融入美国社会的归属感，以及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生活的信心。他们获得了自信，也增强了在美国社会中拥有合法地位的归属感，这为他们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信心和机会。华人女飞行员朱美娇参战前对自己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战后回到大学时，她感觉自己更成熟、更自信了。未上前线但在后方从事战备物资生产的华人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华人女性走出唐人街，与美国人并肩生产，她们勤奋工作的态度受到美国社会认可，因此变得更加自信和果敢，从而以她们母亲那一代人从未有过的方式融入美国社会。很多华人男性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之中。至20世纪中叶，更多美国华人开始从事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职业，他们已做好成为中产阶级的准备。美国俄勒冈大学隋千玉（Qianyu Sui）等人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美国华人女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她们秉持独立精神，渴望证明自己不仅能胜任女性传统工作，还能应对更多挑战。几位研究者以华人女飞行员李月英为例指出，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表现打破了美国对华人尤其是华人女性的偏见，证明了非白人女性同样具备为美国效力甚至牺牲的卓越能力，强化了华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身份，拓展了她们的日常活动空间。林咏仪则表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经历提高了加拿大华人的集体生活能力，他们学会了独立，掌握了新的技能，并养成了宽容的品格，而且这段经历还带给他们到更远的地方冒险的经验和勇气。

（三）海外华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长期受忽视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很快进入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长期隔绝对峙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西方社会的长期打压。海外华人由于与社会主义中国血脉相连而受到排挤，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甚至遭到歪曲和否认。

豪尔分析了澳大利亚华人的处境。他表示，留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战后成为澳大利亚反华组织的攻击目标，澳大利亚移民部负责人亚瑟·卡尔韦尔(Arthur Calwell) 甚至喊出“两个‘黄’不抵一个‘白’”的口号，以支持他提出的遣返澳大利亚的亚洲人的运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者刘禾(Lydia H.Liu)在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分析了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美国华人的处境。她指出，在美国，凡是参加过国际纵队的幸存者后来都被视为“赤色分子”，受到排挤、监督甚至政治迫害。倪慧如、邹宁远也认为，麦卡锡时代的白色恐怖使参加过国际纵队的美国华人长期心有余悸，让知晓这段历史的华人对此讳莫如深、不愿提及。当年连法西斯都不怕的老战士，却在经历了复杂的政治运动后变得心存疑惧、小心翼翼。美国华人后裔梅尔·布朗（Mel Brown）分析称，尽管华人在美国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北非和地中海等地区服役，但在1950年代，华裔美国人仍未被视为“真正的美国人”。当时，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新的种族主义浪潮，其根源既包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包括排外情绪。朝鲜战争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美国对华裔公民忠诚度的怀疑。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许多城市启动针对华人的秘密监视和情报收集工作，这在华人聚居区引发了因忠诚问题而产生的对立。

在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在选择性的战争记忆中有意忽略了海外华人的贡献。德国弗伦斯堡欧罗巴大学的比吉特·道斯 (Birgit Däwes)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未必带来了真正的终结，关于战争的记忆应该考虑如下问题：谁在塑造战争记忆的规则？它又排挤了哪些替代性记忆？我们以何种方式记住了什么？目标受众是谁？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经验研究所所长库尔特·皮勒（Kurt Piehler）认为，为了纪念美国的战争，精英阶层往往有意识地设计相关活动，以使其对权力和权威的主张合法化。这一颇具争议的议程设置常常掩盖甚至扭曲战争的更宏大、更复杂的本质，例如，阶级维度被淡化，妇女和各族裔群体的参与只有在符合主流精英态度时才会被提及。精英阶层及其他群体在试图描绘战争记忆和促进战争纪念的方式上远非一致，围绕如何恰当地纪念过去的战争经常发生冲突。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李凯文（Kevin Lee）指出，自美国内战以来，美国华人参加了美国的每一次重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超过2万华人穿上了军装，但他们的事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遗忘，直到1990年代中期，一些有识人士通过广泛的档案研究和数百次个人访谈才重现了这段历史。他认为，近年来，在对战争的集体记忆中逐渐出现了更加包容少数族裔退伍军人的趋势。

（四）研究海外华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的重要意义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研究海外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这是反法西斯战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汝权表示，研究澳大利亚历史不能忽视华人的贡献。他深入研究了澳大利亚华人老兵近十年，在此基础上以合著《荣誉与国家》填补了澳大利亚历史研究尤其是二战史研究的空白。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休教授达里尔·洛·蔡(Darryl Low Choy)认为，在二战中为澳大利亚服役的华人所付出的努力、牺牲和成就尚未被广泛传播，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研究。 黄玉智认为，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美国移民群体处境的重大变化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家忽视了，不仅包括华裔，还包括日裔、非裔、意大利裔等。过去被忽视或未充分研究的课题，现在应该受到重视了。

国际比较的视野更能突出研究海外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的重要意义。倪慧如、邹宁远在研究中发现，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几十位海外华人的事迹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但唯一一位参加过国际纵队的日本人杰克·白井(Jack Shirai)尽管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却为人们所熟知。日本学者川成洋不仅专门拍摄了有关白井的纪录片，还与日本学者石垣绫子一起为之著书立传，白井的美国故友关井丰三郎还为他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立碑。倪慧如、邹宁远发现，英文图书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志愿者的资料，关于白井的书却有好几本。从寻求历史真相的角度来说，对海外华人贡献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这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黄玉智表示，美国华人在二战期间的经历一直没有被美国社会完整地研究过，但这段历史是美国人和美国华人都不能忘记的。年轻华人应该重视先辈的历史，了解他们在美国的奋斗历程，从而增强对自己华人身份的认同感。澳大利亚华人老兵后代卡特里娜·金-沃利（Katrina Kim-Worley）认为，要了解前面的路，就必须了解曾经走过的路，今天的澳大利亚华人需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倪慧如、邹宁远表示，他们发掘参加国际纵队的华人的珍贵历史，既不为营利，也不是政治的筹码，而是由于这段历史本身具有超越时空的作用，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刘禾则在为倪慧如、邹宁远的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当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四处猖獗的时候，当欧美各国的法西斯主义再次抬头的时候，这项研究尤其具有警醒人心的意义。

二、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2025年5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指出：“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重视海外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既是对亲历这场战争的海外华人贡献的承认与尊重，也是对全世界所有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人士的承认和尊重，有利于世人更加客观地评价华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有利于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二战史观，也有利于为当今波谲云诡的现实世界注入更多促进和平的正义力量。面对西方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的角度差异、区域差异、研究主体范围有限等特点，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好研究阐释工作，客观、真实地展现海外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一）西方研究与国内研究存在角度和侧重点的差异，需要加强叙事方式的整体谋划和系统推进

国内外关于海外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研究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共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国内外学界均曾对海外华人参加住在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有所忽视，但随着他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的深入，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其次，国内外学界均以重要历史节点为契机推出大量研究成果，尤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80周年为典型。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国内学界关于海外华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贡献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国外对此的了解不够，研究成果较少。国外学界关于海外华人参加住在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跟踪和传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人以多种形式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并在住在国英勇参战，这两个部分都是海外华人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重要内容。同时，海外华人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中统筹推进相关研究，加强中外在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方面的交流合作，实现国内外相关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优势互补。

（二）各国的研究宣传具有地区差异性，需要就特定地区历史资源的深入挖掘加强横向交流

各国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华人处境及影响力等方面各不相同，相关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相较而言，美国学界在史实挖掘、资料搜集、成果出产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进展，受到美国官方肯定和舆论认可。但是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的欧洲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宣传力度相对有限。诚然，这一方面同战争的客观形势相关，美军作为当时盟军的重要力量，有约2万华人士兵直接参军作战，而在欧洲国家参战的华人士兵数量相对较少；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欧洲学界关于海外华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的研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大史料收集、研究和宣传阐释的力度。当然，到底有多少海外华人投身住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他们有怎样的事迹和贡献，清楚梳理和掌握这些信息的难度不小，但这是开展研究宣传工作的基础，需要有专门机构、专业人士系统开展这项工作，整理出档案，同时做好其后人的组织联络。随着海外华人参战者的相继谢世，获取完整呈现那段历史的一手资料更加困难，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也愈加突出。

（三）从事研究工作的主体范围相对较窄，需要鼓励和引导相关方面做好“破圈”工作

海外华人群体是挖掘和传播海外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的后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受制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美国社会没有及时给予华人老兵应得的认可。由于同自身关系密切，美国华人群体对参加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华人的贡献普遍比较关心，也为推动其贡献在当地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华裔退伍军人国会金质奖章法案》出台及实施过程中，美国华人二战老兵及其后代、具有华人血统的美国政治人物以及美国华人组织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华人联合会（United Chinese Americans）及美洲同源总会（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共同设立并推动“美国二战华裔退伍军人表彰项目”（Chinese American WWI Veterans Recognition Project），帮助众多华人老兵获得了国会金质奖章。出身华人老兵家庭的郑婉芬（Samantha Cheng）利用24年时间，采访仍健在的不足1000名华人老兵并收集资料，拍摄制作纪录片《荣誉与使命：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的华人》，为推动美国舆论认可二战华人老兵作出了贡献。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反法西斯贡献给予一定程度的官方认可，但总体来说，国外研究的影响力更多还是集中在华人群体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到国家叙事层面。正如部分澳大利亚华人所认为的，虽然悉尼唐人街有专门为当地华人军人设立的纪念碑，但小范围的纪念是不够的，而应该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这样的场所对华人军人进行永久性纪念，使他们成为国家叙事的一部分。

综上，我们应加强相关研究，尤其是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及人员的交流合作，及时获悉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就相关素材开展中外合作研究。由于有待挖掘的史料多存在于海外，我们应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海外华人充当中外友好交往的使者，动员他们积极开展海外华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史的研究宣传，在当地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周文华：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