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钰洁 贺新元：海外学界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研究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下简称新时期）。这对长期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学界来说，无疑也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时期”。在研究传统、学术演进与中国实践的互动中，海外学界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学术图景。当前，国内学界对海外相关研究的梳理，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径：一是围绕具体理论创新成果作专题评介，即分别聚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其中具体内容的海外研究动态；二是放在宏观领域中作谱系考察，即在综观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或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时，将其中一系列的创新理论作为组成部分加以论述；三是在综述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研究时，介绍对其思想的探讨。这些研究从理论、领域与人物切入，为深化对海外研究的认识奠定了基础。然而，以更具整合性的视角，对海外研究图景进行系统回顾，则仍有拓展空间。鉴于此，本文以海外中国学为范围，考察海外学界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总体状况，并以焦点梳理的方式提炼出海外学界用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关键议题和思维共性，进而对其整体的学术价值和内在局限进行再审视，以期为深化对海外相关研究的认识提供参考。

一、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研究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动态进入海外学界的视野，最初集中体现为研究者在深化对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与中国政治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可能发生与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初步探讨。1977年11月，美国期刊《亚洲调查》组织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论文专题研讨；1978年3月，日本中国学专家竹内实在《世界周报》发表的文章《迈出新“长征”第一步的中国面临的课题》；1981年，美国中国学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论文《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循环》，以及美国中国学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等，这些研究成果中所涉及的毛泽东思想在未来的可能性、改革时期主导意识形态与“毛泽东时代”的差别与联系，以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与政策实践上需解决的“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可视为海外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研究的先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更为深入，并由此形成更为系统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比研究模式。此外，海外学界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还主要体现为围绕理论创新成果、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以及主要领导人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同时，研究视域也随着中国发展与国际变化不断拓宽，规律性总结逐渐增多。

海外学者持续追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表达、意识形态特征及其具体实践的动态。与此相应，学术期刊成为相关研究成果交流传播的平台。例如，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会刊《现代中国》、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办的《中国季刊》、印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述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办的《远东问题》、历史学家黄宗智在美国创办的《近代中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主办的《中国研究》等。这些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具有权威地位的中国学刊物，刊登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著作方面，美国中国政治学家傅士卓所著的《中国改革的困境：政治分歧与经济辩论》、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季塔连科所著的《中国：文明与改革》、日本著名中国政治学家毛里和子所著的《现代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著作对学界从不同角度理解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活动及其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研究，是海外学界理解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演进的重要切入点之一。1993年9月，《中国季刊》以整期版面组织专题“评价邓小平”，收录包括编辑前言在内的8篇文章，在海外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就著作而言，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所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英国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所著《胡锦涛：中国的无声统帅》等，是海外学界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研究较为知名的著作。其中，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被公认为海外关于邓小平的权威传记，在邓小平研究乃至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在世界现代化史上的独特性，不断推动海外相关研究视域与深度的拓展。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2004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研究报告《北京共识》。随后，作为探寻“中国日益增长的商业影响力”和“全新的‘中国物理学’的迷人精神”的理论化表达——“中国模式”，被推向全球学术界，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发展道路反思的背景下，不断吸引着众多学者、智库与媒体参与研究讨论。海外研究围绕“中国模式”，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包括指导性的发展理念）开展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比较、国际政治与全球秩序分析、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分析、文明特质和中西全球角色分析、左翼批判视角分析等多维度考察。从本质上看，进入21世纪后，海外学界围绕“中国模式”等议题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在海外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一种折射，集中反映了海外学界试图从自身理论视角出发，进一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海外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研究仍在延续，并在既有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海外学界继续深化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其相关意识形态话语的探讨，同时也关注新时期主要领导人的政策取向、实践效果和历史评价。另一方面，海外学界逐渐将上述理论放于更大的分析框架中，将其作为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参照，从而形成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演进与主要领导人的系统分析。总之，新时代以来，海外学界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关注度虽有所下降，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

二、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研究的焦点

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创新理论。海外学界为理解其历史脉络、现实价值、特质来源与根本性质，主要聚焦思想理论创新的连续性、服务中国实践的核心时代任务、主要领导人与理论创新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本质属性这四大议题。这些研究构成了探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重要外部语境，需加以关注并审慎辨析。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创新的连续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未发生改变，这使得大多数海外中国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持续推进的。然而，有的海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为核心的发展路径，与毛泽东的思想所蕴含的革命浪漫主义现实化倾向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张力。由此引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两个时期思想理论上的关系，即二者以对立还是延续为主导，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形成对立或突破、在什么意义上形成延续或发展。

有的学者采用一种单线化与静态化的解释进路，侧重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出发，在其思想发展不同阶段进行回溯式的拼接，同时在价值判断上将社会主义与现代经济建设理解为两个并不一致的目标。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将现代化与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观点，“显然与苏联早已确立的正统观念相类似”。这种划分与莫里斯·迈斯纳一贯的研究理路有关。莫里斯·迈斯纳通过回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作，分析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日本学者国分良成则直接将“毛泽东时代”简化为“继续革命论的时代”，并以此来阐述其关于中国现代政治史分期的观点。

另有学者在叙述时，侧重于毛泽东思想的复杂性与发展性，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具有某种核心思想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思想基础的一种逻辑延展。季塔连科认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种构想都考虑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这种社会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桎梏，建立现代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在此意义上，二者“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形态不断进行历史性更替，最终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的”。日本学者天儿慧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并认为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是在吸取毛泽东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继续前进，从而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连续性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

（二）关于服务中国实践的核心时代任务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心。在这一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海外学界高度关注的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发展不同阶段回应了什么样的现实挑战，服务于何种时代任务。

关于邓小平理论，海外学界普遍将其理解为对“毛泽东时代”后期遗留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的系统理论回应。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强调通过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在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傅高义将邓小平理论置于中国现代化漫长探索的历史背景下，认为邓小平的时代任务就是在前人基础上，“完成近两百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即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认为，邓小平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理论取向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与对外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海外学界主要将其理解为既有理论传统的延续与突破。其核心时代任务是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等，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意识形态层面的新支撑。印度学者曼诺拉简·莫汉蒂具体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解决的时代任务：通过明确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引领各领域现代化，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回应当前过度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冲击；通过强调民主程序、党对群众的责任以及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争取新兴社会阶层，巩固执政基础。他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目标，是对近代以来“富国强族”追求的延续。

关于科学发展观，海外学界主要将其视为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为回应国内外新形势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其核心时代关切是解决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和福利供给不足等社会问题，同时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指导，以继续巩固执政地位和塑造国际新形象。活跃于海外中国学领域的学者郑永年等认为，“和谐社会”（在外交层面则是“和谐世界”）及其早期形式的“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时期的标志性话语，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对国内社会分化加剧及外部环境变化的整体回应。英国学者裘德·豪威尔等从政策角度出发，考察了与科学发展观相呼应的社会政策实践，指出其主要涉及发展失衡、福利供给不足等社会问题，回顾并评估了这些政策的形成背景与实际效果。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与理论创新的互动关系

对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研究，历来是海外学界研究重点。基于自身学术传统，海外学界主要从政治文化与领导风格、个人经历与价值取向、时代任务与实践需要等角度，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与理论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政治文化与领导风格的研究视角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学者白鲁恂。白鲁恂是美国毛泽东研究领域“心理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改革开放后，白鲁恂将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分析视角运用到了对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研究中，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转变。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务实特征直接影响了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与领导风格，契合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江泽民则顺应了中国社会“恐惧混乱”“集体高于个体”的文化心理，其理论服务于“维持稳定”和“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目标。需注意的是，这种路径虽能对宏观政治分析作一定的补充性理解，但若将理论生成机制仅视为文化心理的投射，则会滑向历史唯心主义。

部分学者注重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个人经历与价值取向视角出发探讨其政治理念。美国学者杨炳章通过追溯邓小平在1904—1949年间的历程，认为在其早期经历中逐渐形成了“务实的共产主义者特质”，这些特质在后来“指导了他的职业生涯和改革派理念”。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注重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大背景与江泽民的人品风格、生活状况以及意志取向相结合，认为“江泽民为塑造中国作出了贡献，同样中国也塑造了江泽民”。相较之下，美国学者理查德·尤因虽同样通过胡锦涛的个人经历来理解其内政外交的思想倾向，但分析重点主要局限在人事变化上，过于压缩了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制度演进的研究。这也反映了以个人化解释为主导的路径在视野广度上的常见缺陷。

更多学者侧重从时代任务与实践需要的视角来全景式考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与理论创新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取出理论的核心时代关切。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重点聚焦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邓小平时代”所必须处理的核心现实矛盾，从而展现出邓小平作为中国转型进程中“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在“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情况下的实践逻辑。凯瑞·布朗在解读胡锦涛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理论与实践时，认为“他本人、他的个人信念与这段时期中国实际发展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这种由人物反观时代的路径关注到了主要领导人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性与实践性，但要在解释上获得更全面的视角，则仍需将理论创新成果进一步理解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将理论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更完整地展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从权力斗争等角度去解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实质。这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理论创新的历史和实践逻辑，没能充分考量历史经验总结、时代任务与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从而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简化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或结果。有些研究结论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规范，更接近于主观臆测而非严谨的学术论断。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本质属性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海外学界基于自身理论传统，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本质属性，形成了诸多值得关注的观点。

有的学者以一种概念剪裁的方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性、生成性的命题中抽取出某方面可被既有理论范式移植的特征，并据此定义其总体性质，造成了误读与曲解。在哲学基础上，有学者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实事求是”原则，不加分辨地等同为以经验主义和工具理性为根基的“实用主义”。这种观点忽视了二者在哲学基础和价值指向上的根本差异。而“变相资本主义”判断则深受资源配置方式直接等同于生产关系制度的经验范式所制约，没有看到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并非以资本增殖本身为最终目的。在意识形态判断上，有学者将“民族话语”“民族复兴目标”当作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因素，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民族主义”，并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他们显然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所包含的民族问题资源及其在中国的历史性转化。在政治特质层面，一些研究将多用于分析非竞争性政体转型的“威权主义”范式，机械移植到以革命与建设为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中国上。在这种观点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的关注仅成为西式“民主化”问题的镜像论证，因而存在着较大的思维局限。

与此相对，有学者尝试从更具内在理解性与理论自觉的路径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本质属性。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洛奈主张以“社会形态”等马克思主义基础范畴来研究社会主义，同时反对以西式民主、人权等概念来肤浅地衡量中国实践。在他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被理解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并持续运动的社会主义发展轨迹。澳大利亚学者薄国强明确批评了以西方视角来解释中国的做法，并始终以“改革开放进程中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工程”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实践出发，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观点。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提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及其所延续的历史脉络，将提供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范例。马丁·雅克以世界秩序与文明比较的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推动世界走向多元现代化的重要发展道路。

三、对海外中国学相关研究的思考

站在当下，省思作为“他者镜像”的海外中国学，能发现海外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研究，既有值得参考之处，也有应当进行批判性回应之处。

（一）问题意识与多元研究方法的参考价值

海外中国学因其“异域”特质及学术传统，在问题意识上呈现出与国内研究不同的风貌。海外研究往往超出对理论内容的直接分析，深入到理论本体层面进行追问，关注概念在何种历史语境、政治目标与意识形态要求中被塑造，范畴结构与逻辑演进所依据的知识来源，以及话语叙事如何自我阐述等。这种将理论本身作为对象加以反思的“元理论”研究特征，也解释了海外研究为何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理论自洽性、概念与逻辑的边界以及理论与现实关系。

对理论的研究，内部性的论证与外部性的反思一起才能构成研究的完整结构。这也正是国内学界立足自身立场，在中国学研究（包括对中国的自我研究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等领域开展交叉探索的重要价值所在。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首先要认识其立场预设，还要审慎辨析研究中的认知误区。同时，剥离其中的偏见和误判，提取其问题导向的外部性思考路径，则有助于获得方法论层面的参考借鉴价值，为理论建设的自我反思与发展提供一定资源。

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海外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探讨具有显著的多元性与跨学科特征。研究方法大致包括文本与话语分析、思想史分析、比较政治学研究、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研究、实证分析、个案分析等，整体上形成一套层次丰富、互为补充的研究体系。其中不少研究路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比较研究方法为例，海外研究不仅注重在纵向上比较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历史连续性与变革性，也注重从横向上比较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与其他政治体制的主导意识形态。然而，从总体上看，国内研究在“世界视域的共时比较”方面尚有不足，正如有国内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尚未真正展开”。因此，有选择性地吸收海外研究中的比较意识与方法，有助于拓展相关研究的视野。

总体来看，海外中国学相关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多元研究方法能推进建构起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多维度理解，也能为国内学界拓宽研究视野、补充分析框架提供积极的参考。在此意义上，以开放而自信的态度审视并借鉴海外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本身的认识，也有助于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推动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二）“二元对立”与“西方中心”是相关研究的关键范式困境

从海外中国学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相当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级斗争—民族复兴”“民主—威权”等“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不少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海外研究中出现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对立论，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贴上的各类标签，很大程度上就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这种“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建构学术范式的意义，并通过研究者的不断调适，能解释部分现象。但从本质上看，将对立双方视为本质固定、相互排斥的静态范畴的思维，更多暴露出理解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这一复杂体系的乏力。

具体而言，这种研究路径难以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当“现代化”不作为西方道路的话语建构，而指向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其多元制度属性的历史事实与未来可能如何得到理论上的解释。二是毛泽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提出者与奠基者，中国式现代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理想何以产生背离。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在原则性构想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如何得到解释。四是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中，其阶级叙事与民族叙事总体是交织的，两者统一于共产主义的最高追求。基于此，因主要任务侧重不同，同时对毛泽东思想作简化理解，是否可以作为判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生根本替换的依据。五是现代社会的民主实践从来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与现实土壤中进行的，西式民主的“先发性”能否天然等同于“唯一正确性”。显然，“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在诸多关键问题上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海外相关研究的另一深层症结是“西方中心”范式影响较大。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发展理念具有独特性，但一旦将这种独特性视为西方“自由民主普世化”的“例外”时，相关研究便反复回到“稳定”与“脆弱”、“韧性”与“崩溃”的循环论证之中。只要以“西方”为标尺，那么，无论中国发展道路走向何处，其全球意义为何，要么是西方的反面，要么是西方的过渡。这种研究思维必然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除自由主义框架外，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也存在相关局限，正如薄国强所批评的，“以西解马”的方法使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常带有那种对“未达到西方标准的地区所抱有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从而影响对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理解。还应注意的是，“西方中心”范式影响具有全球性，不少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学学者，在研究路径上也不同程度地内化了西方经验和西方立场。因此，如何避免具有外部性特征的“元理论”研究取向，沦为“西方中心”的“元设定”，无疑是海外中国学真正获得对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客观认知的关键点之一。

（三）固化认知与“奇观化”叙事挤占学理进步空间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海外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具体方法多元，但理论认知却有一定固化倾向的特征，特别是在既有比较政治学范式的反复使用下，对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研究经常表现为不断“再概念化”。当现有定义不足以完全把握新现象时，研究者们便在同一范式内添加新修饰词，如“威权主义”衍生出的各种概念。这类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非民主”政体解读的路径依赖中，对深化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学理阐释贡献有限。

同时，随着信息传播日益迅速，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常被各种臆测性解读挤占。这些臆测将中国政治运行视为与所谓“透明”民主政体相比更“奇异难测”的凝视对象，此种叙事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但在改革开放后变得更加显见，甚至在公共讨论中被不断强化。受其影响，一些学术研究也不时引入缺乏实证的、关于政治符号和权力斗争的过度剖析，忽视本该深入的制度、社会、理论逻辑分析。这削弱了研究应有的严谨性，而充斥着针对他者的“奇观化想象”。这也是近年来有国内外学者呼吁重振中国问题研究学术性的重要原因。

这种固化认知与“奇观化”叙事对学术空间的挤占，与研究对象所处的发展阶段、媒介方式和学术消费逻辑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但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全球南方的相关研究因起步晚、影响力有限等原因，即便进入21世纪，其声音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海外中国学界的重视。当然，全球南方的学术研究值得进一步重视，并不是因为其必然更加客观公正，而是其问题意识与西方中国学以及日本等中国学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很大不同。相较而言，不少全球南方学者更加关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所展现出的实践活力，更愿意探讨中国独特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民族与文明发展的新经验以及中国理念对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叙事的意义等问题。这类问题应当成为国际中国学多元研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正如前文对海外相关研究的梳理所示，这些声音尚未系统性地进入该领域的主流视野。

总之，海外中国研究要深入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就不能不将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道路与历史愿景的严肃思想探索来对待，以更具创新性与理论性的路径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一体推进的道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切近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才能为世界提供能有效理解中国发展趋势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