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关于近年来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的批判与反思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加深，美国中国学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政治化转向，对其学术面貌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看，这一转向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盾的累积以及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上的霸权焦虑密切相关。在对外竞争压力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在经济、军事乃至科技等领域强化对华防范，同时尝试通过塑造国际舆论与认知框架来影响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因而学术研究在其中被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服务政策叙事的功能。在国家安全视角不断前置的语境中，美国中国学既有研究范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偏向和意识形态倾向更加凸显，出现了描述偏差与解释能力不足等问题。鉴于此，本文将从美国中国学政治化的表现、深层根源及其运作机制入手，对当下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推动中国学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路径。 

 一、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的表征与症候

 美国中国学作为西方学术体系中研究中国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在塑造西方对华认知、影响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化，美国中国学的政治化转向愈发明显，其学术独立性和客观性日益遭受挑战。

 （一）“旋转门”机制下美国学界与政界互动的安全化偏向

 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学界与政界之间通过“旋转门”实现人员流动，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安排。冷战时期以及中美关系缓和、接触战略占主导的阶段，不少熟悉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知华派学者曾借助此机制进入政府部门，在处理中美建交、经贸磋商等重大议题时发挥过一定的桥梁作用。但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国家安全视角不断前置的背景下，既有“旋转门”机制在中国问题上出现明显的安全化偏向。

 当前，美国政府在中国议题上的选人用人选择服从于“战略竞争”和“制度对抗”的总体叙事，一批将中国界定为“结构性挑战者”甚至“主要威胁”的中国问题专家，更容易通过“旋转门”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等关键机构。一些代表性人物既活跃于大学和智库，又在政府中任职于对华政策岗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立场高度同构。例如，杜如松（Rush Doshi）曾在美国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后又加入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主任，在其著作《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中宣称美中对抗不可避免，认为“中国正在启动第三种战略，以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努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曾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的余茂春（Miles Yu）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中国事务顾问，他的研究也明显服务于政治需要，鼓吹“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威胁，也没有比遏制中国对世界的威胁更重要的战略目标”。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既是东亚政策研究专家，又曾在美国副总统办公室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其作品一贯从权力政治视角论证对华“警惕”和“遏制”的必要性。在“旋转门”机制运作中，强调中国威胁、主张强硬竞争的观点更易获得政策层面的吸纳与放大。

 在上述选人用人偏好的推动下，“旋转门”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功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移。一方面，进入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将自身以安全竞争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嵌入政策文本和战略报告；另一方面，他们在重新回到智库和高校后，又往往以“前官员”“政策内幕知情者”的身份进一步巩固既有叙事的权威性，带动相关议题设置、研究资助和舆论讨论聚焦于“中国威胁”“中美冲突”“新冷战”等方向。由此形成的政学互动闭环，使美国中国学在议题选择、问题设定和话语风格上对安全部门和主流政治话语的适应性显著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多元视角与学术反思的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与政界之间保持必要的沟通本属现代治理的正常现象。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旋转门”，而在于学界与政界互动的边界如何把握、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能否保持基本的张力与平衡。当中国问题专家在“旋转门”机制下过于紧密地嵌入国家安全官僚体系、其研究越来越围绕既定政策立场展开时，学界研究的智库功能就可能压倒学术功能，在客观上模糊学术分析与政策倡导的界线。上述安全化导向的政学互动，是近年来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的一个重要症候，也为后续更深层次地侵蚀学术自主性埋下了结构性隐患。

 （二）美国中国学核心议题的政治化操弄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美国学界围绕中国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的核心议题越来越多地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烙印，客观理性的学术分析逐渐让位于迎合政治需求的论调。各种被精心挑选和构建的议题如同聚光灯一般，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特定的方向，塑造着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并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战略。

 以“中国威胁论”为例，该议题在美国学界和舆论场中的热度持续升温。一些美国学者渲染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威胁”，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全方位“威胁”的大国，试图为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制造舆论支持。美国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其2015年出版的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中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中国威胁论”观点。他声称中国有一个秘密战略，即“计划建立一个对中国公平的世界秩序，一个没有美国全球霸权的世界，并修订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和旧金山确立的、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世界秩序”。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都被塑造成一个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甚至是潜在的敌人。议题设置上的偏向性使得“中国威胁论”逐渐成为美国中国学的主流叙事，这是一种非理性和危险的论调。

 与“中国威胁论”相伴而生的是“中美冲突论”。“中美冲突论”提供了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叙事，将中美关系简化为零和博弈，认为中美两国由于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地缘战略的根本差异，必然走向对抗和冲突。一些美国学者通过历史类比、模型推演等方式，将中美之间的竞争夸大为两类文明的冲突、两种制度的对抗，试图证明中美冲突的“必然性”。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战？美国与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写道：“在当前的轨道上，未来几十年中美之间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目前普遍认识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事实上从历史记录来看，战争的可能性大于和平的可能性。”有少数学者甚至喊出了掀起“新冷战”等论调。曾任美国政府网络安全与国土安全事务顾问的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Dmitri Alperovitch）等出版的《世界之争：美国如何在21世纪击败中国》一书在西方世界引发关注，该书的核心观点就是全球正进入以中美竞争为核心的“冷战2.0”阶段。然而，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有本质不同。中美经济已经高度融合，在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完全有条件协调立场、加强合作。但一些美国学者却炒作“新冷战”概念，刻意放大中美分歧，抹黑中国形象，为遏制打压中国制造舆论氛围，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客观理性原则。

 还有一些美国媒体热衷于“唱衰”中国经济，宣称中国经济已到“临界点”，甚至会出现“系统性崩溃”。彭博社刊发文章称：“中国不再像之前预计的那样很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随着信心下滑，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这种论调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和理性分析。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可持续增长动力不容低估。对中国的发展前景，需要全面、客观、审慎的判断，片面“唱衰”无助于把握大局大势。为打压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抹黑中国经济，一些美国学者还散播所谓“债务陷阱论”“环境恶化论”等污蔑甚至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一时间“中国崩溃论”卷土重来，其目的在于制造一波对中国经济的“认知战”，并将这种错误论调扩散到更多国家，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在“中国威胁论”“中美冲突论”“中国崩溃论”叙事下，一系列具体议题被不断“生产”出来，得到美国学界重点关注。例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进行审视。上述议题的选择并非基于其学术价值，主要是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一些由政府部门或军方资助的项目，研究目的就是寻找中国的所谓“弱点”和“威胁”，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被用于政策辩论，成为支持对华强硬政策的“证据”。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学界围绕中国问题的讨论深陷泥沼，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倾向避免触及敏感问题，或者主动迎合政治需求，“寒蝉效应”使学术研究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活力。

 （三）美国中国学自主空间的侵蚀与压缩

 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的另一个突出表征，是学界在研究议题选择、立场表达和学术组织运行等方面的自主空间受到明显压缩。美国向来标榜学术自由，强调依托相对独立的学术生态和包容开放的讨论氛围开展学术研究。然而，在当前政治语境中，中国问题研究被深度嵌入对华竞争叙事之中，学者们在开展研究与公共发言时需要考虑政治风险和舆论压力，“从学术出发”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受到明显挤压。

 从学者个体层面看，对中国相对了解较多、主张理性接触的知华派专家，近年来在行政部门、国会听证和主流媒体平台上的出现频率下降。一些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对美国对华政策持审慎态度的学者，在资助审查、安全背景调查乃至公开舆论中面临更多质疑和压力，容易被简单归入“亲中”“对华软弱”等标签之下。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少研究者倾向于避免在敏感议题上发出与主流叙事不一致的声音。曾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李成表示，在中国问题上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积累的美国知华派人物，在当前对华政策讨论中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大为收窄，美国政府在重大对华决策中较少向此类专家征询意见。另有研究指出，从 2019 年起，中美之间在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中的合作论文数量大幅下降，其中政治与地缘竞争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变量。这表明，在以安全与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背景下，美国学界整体学术生态的包容性和多样性遭受了实质性侵蚀。

 从学术共同体和话语生态看，以竞争乃至对抗为导向的对华叙事已经在美国主流舆论和政策圈中占据优势，构成具有强大惯性的认知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强调威胁感、风险放大和制度对立的研究更容易获得关注和资源支持，而尝试进行经验研究、提出复杂化、情境化解释的研究工作，则在议题设置和传播效果上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学术机构在资助安排、招聘晋升、公共传播等方面，对不同立场、不同路径的研究客观上形成了不对称的激励结构，使得鼓励质疑、倡导实证和推动多元对话的学术传统难以得到充分维护。

 二、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的根源与机制

 美国中国学的政治化转向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国内外环境变化在学术领域的投射。通过分析这种投射机理，我们可以理解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的深层驱动机制。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美国的霸权焦虑

 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背后有着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根源。纵观世界历史长河，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与霸权国地位周期性动摇密切关联。自16世纪起，全球体系的扩张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步，然而资本主义也在发展进程中积累了深重矛盾。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劳资矛盾尖锐等系统性风险交织叠加，使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周期性危机和震荡。当危机来临之时，作为既有体系最大受益者的霸权国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剧烈冲击。

 当前这轮资本主义危机肇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在持续发酵。金融危机是数十年来金融垄断资本泛滥、投机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恶果，暴露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经此一役，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陷入经济低迷、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的困境。古希腊思想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说：“驱使我们的首要的是恐惧，接着是荣誉，最后是利益。”恐惧成为守成大国与崛起中大国对立冲突的核心驱动力量。随着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瓦解趋势加剧，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由此引发美国政学两界强烈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对崛起中大国的敌意和警惕程度不断上升。美国的霸权焦虑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为实力相对衰退的焦虑，尤其是相较于中国等大国的迅速发展，美国近年来发展阻滞重重、增长乏力；二为制度竞争的焦虑，即非西方发展模式对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模式构成挑战；三为规范秩序的焦虑，即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规范和价值体系面临逐步解体和走向多元化的趋势。在三重焦虑的驱动下，美国对华政策及中国研究均呈现出明显的防御性特征，试图重新确立其霸权合法性。

 近来美国国内兴起了强烈的“重振美国”呼声，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典型代表。围绕重塑霸权的目标，美国政学两界形成默契，将矛头对准蓬勃发展的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将中国视为对自身霸权的直接挑战。在全面重塑对华战略的进程中，唯有让研究回到旧的冷战思维的轨道，服务于遏制中国的总目标，才能在主流政治中获得正当性。从认识论角度看，霸权焦虑导致美国中国学深陷“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困境。这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提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指个体或群体基于某种预设的信念或预期，采取与之匹配的行为方式，最终导致预期结果真实发生。事实上，默顿在解释这一理论时就将自我实现预言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中。他认为，“由于相信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这种信念就会促成实际行动，于是两个国家的代表就渐渐相斥，各自都忧心忡忡地以自己的‘防御性’活动防备着对方的每一个‘攻击性’活动”，“结果是对于战争的预测促进了战争的实际发生”。当研究者从“中国威胁论”的预设出发时，其研究设计、数据选择和理论框架都会不自觉地倾向于证明这一预设，从而形成封闭的认知循环。

 霸权焦虑对于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特征。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明显服务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总体战略目标；冷战结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之后，伴随中美关系缓和与接触战略的推进，对华研究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相对多元化、问题导向更强的面貌；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以及美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调整，与对华竞争相关的议题再次在研究中居于显著位置，政治化倾向明显增强。从历史脉络看，可以大致得到如下经验：在美国自我感知的霸权地位相对稳固、对外环境相对可控的阶段，对华研究往往拥有较大的学术自主空间；而在外部挑战凸显、战略焦虑上升的阶段，对华研究更容易被纳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框架之中，政治考量对学术议程的影响趋于上升。

 从上述意义看，当前美国中国学的政治化转向，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结构性困境、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面临多重挑战背景下的一种知识场域反应。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力量之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布局时必须应对的关键变量，自然成为美国政界和学界共同聚焦的重点对象。在结构性压力之下，一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议题选择和公共表达上对安全话语和主流政治立场呈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客观上压缩了保持距离、坚持学术自主的空间，使得更为复杂、细致和多元的分析在主流对华认知中难以获得足够的能见度。

 （二）实施“认知锁链”战略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与信息技术的深度交织，国际舆论、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资源和关键场域。近年来，围绕“认知战”“舆论战”等概念的讨论不断增多，许多研究将之视为在和平时期以及战争场景中通过信息传播与话语操控塑造他国公众与精英认知的重要工具，强调谁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中设定议题、建构叙事，谁就更有可能在战略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媒体报道、智库研究和学术成果已不同程度地嵌入其对华“认知战”和对外传播布局之中，承担着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影响各国对华政策预期的功能。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论述都强调，知识和话语生产与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为理解当代世界大国如何借助知识与话语重塑国际认知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是相互构成、相互依赖的，知识绝非中立或客观，而是特定社会“真理体制”的一部分，受到政治、经济和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在葛兰西看来，统治阶级不仅依靠暴力和强制来维持统治，更依靠文化领导权，即通过控制教育、媒体、宗教等机构，来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指出：“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集团的‘代理人’，行使着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功能。”鉴于此，可以将美国在对华知识生产和话语输出中的系列实践概括为“认知锁链”战略。

 从“认知锁链”的视角出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在国际认知格局中的位置。美国战略界和学术界围绕中国创造和传播了一系列具有高度导向性的概念与叙事框架，如“修昔底德陷阱”“战略竞争者”“锐实力”“债务陷阱外交”等，将中国的发展和对外互动纳入以威胁、防范和竞争为核心的意义结构之中。例如，美国在官方战略文件和政策讨论中不断强化“中国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在区域叙事上以“印太”（Indo-Pacific）取代“亚太”（Asia-Pacific），通过扩展地缘概念的外延来稀释、削弱中国在亚洲秩序中的影响力。在经济和发展叙事中，美国则倾向于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因于“不公平竞争”，将“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解释为“地缘政治扩张”，从而质疑中国方案的正当性与普遍意义。通过上述概念和议题设置，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纳入一条预先设定好的“认知链条”，使围绕中国的诸多问题被引导进入“威胁—防范—对抗”的叙事路径。

 在构筑“认知锁链”的过程中，以中国问题研究为主业的学术机构和智库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它们以学术研究、政策报告和专家评论的形式为“中国威胁论”等叙事提供看似专业、客观的论证基础，使高度政治化的对华认知披上“学术分析”的外衣；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媒体访谈、国会听证、政府咨询等渠道，一批持强硬立场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决策圈和舆论场之间频繁往返，将他们在学术文本中构筑的对华叙事进一步扩散为公共知识和政策常识，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对华“认知锁链”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和话语工具。

 当前美国构建的对华“认知锁链”并非没有裂缝。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对外交流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实践层面检验“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外交”等叙事的有效性，对其中夸大甚至失实的成分提出质疑；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反思对华政策过度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声音，主张以更加平衡、务实的态度看待中国发展以及中美关系前景。然而，从中长期看，凭借在知识生产、信息传播和国际制度中的既有优势，美国仍有能力在相当范围内维持其对华叙事的影响力。在这场长期而复杂的认知博弈中，美国中国学政治化的结构性功能愈发凸显：它既是美国对华“认知战”的组成部分，也是维系和修补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话语支柱之一。

 （三）国家安全视角在学术领域的泛化

 当下，美国战略界倾向于将各领域议题“国家安全化”，将众多可能事关美国利益的议题都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审视。在此过程中，学术研究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评价尺度也在发生质的变化，研究是否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成为评判学术研究的重要标准。

 国家安全泛化趋势的深层根源在于，随着世界格局的演进更迭，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难度骤增，由此产生的危机感和不确定性使其愈发依赖于国家安全视角来观察和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美国政府认为，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必须动员一切资源，其中包括学术资源。在国家安全泛化的学术语境中，研究中国的目的不再单纯以增进对中国的客观认知为旨归，而是植根于一种功利性的预设，即获取对美国在对华竞争中有利的情报和知识，为美国应对所谓“中国挑战”提供决策参考。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深刻烙印着国家战略的印记，“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国问题研究被视为一种战略需要，目的是理解、对抗并削弱中国”。以国家利益和战略竞争为导向的研究传统，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安全视角的泛化趋势。稍有同情中国立场、客观评价中国发展的论述，都有可能被视为危及美国利益、影响国家安全，继而遭到“噤声”打压。

 当前，美国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赢”的心态十分强烈，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危机感和敌意上升，在各领域对中国保持高度戒备。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乏鹰派人士主张全方位“脱钩断链”，以阻遏中国发展，维护美国优势。国家安全视角的泛化易加剧两国之间的误解，使双方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即一方增强自身安全感的举措导致另一方安全感的下降，从而引发相互猜忌的恶性循环。

 当然，美国中国学界亦不乏理性的力量，其力图在国家安全泛化的逆风中坚持操守。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在研究中片面的“国家安全化”无助于中美良性互动，只会加剧战略误判，危及两国乃至世界的长远利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明确指出，过度强调国家安全视角可能导致战略误判。她在2019年向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证词中表示，“认为中国正战略性地向全球推广其发展模式的假设是错误的”，“全面遏制或脱钩的政策是重大错误，可能适得其反，使中国变成华盛顿担忧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学者大卫·兰普顿（David M.Lampton）2024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呼吁美中双方不应把对方视为“主要问题”和“主要敌人”，主张理性看待两国关系的未来，避免将美中关系结构性地视作不可调和的对抗格局。这些理性的声音目前虽稍显力单势孤，却蕴含着化解双方战略误判、重建两国互信的希望。

 三、范式危机与反思：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中国学

 伴随着学术研究政治化的进程，美国中国学的既有研究范式面临着危机。单一化的研究视角、同质化的话语体系、工具化的价值追求都在侵蚀学术研究的根基。面对西方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工具无法有效解释当代中国复杂现实的窘境，反思和重构中国学新范式成为摆在国际学界面前的当务之急。从当前趋势看，随着更多国家参与中国学研究、相关知识生产主体日益多元化，世界中国学的面貌也在不断丰富。特别是“全球南方”学术力量的持续成长，使中国学研究呈现出更为多样的理论资源与问题意识，这一变化有望为未来构建立足中国经验、兼具全球视野、能够沟通古今与连结中外的研究范式提供新的动力与可能性。

 （一）美国中国学既有范式的困境

 一个成熟、健康的学科，理应拥有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近年来，美国中国学在政治化浪潮的冲击下，其既有范式面临着理论适用性与解释力危机，集中体现在研究视角单一化、话语体系同质化、价值取向工具化等方面。

 就研究视角而言，在政治化的驱动下，美国中国学一定程度上成为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华战略的工具，研究视角单一化。一些学者将中国视为美国霸权的头号挑战者，研究重心集中于如何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在他们笔下，中国的发展动机被简化为谋求地区乃至全球霸权，中国的行为被扭曲为对美国主导秩序的颠覆。单一化的研究视角显然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现代化理论、民主理论等西方理论被大量直接应用于中国问题研究，却忽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理论应是理解复杂现实的分析工具，而不应作为社会发展形式的最终结论。然而在美国，不少研究将特定理论预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必然结论，“中美冲突”“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等高度简化的理论假设成为前提，限制了进一步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就话语体系而言，当前美国中国学具有话语同质化倾向，不同学者对中国现象的描述和研究结论趋于雷同。一些学者迫于压力在研究中国议题时也开始使用妖魔化、污名化的负面话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即机械化地重复着关于中国的种种负面论调，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探索。面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多领域的迅速发展，西方既有范式要么选择性忽视，要么不约而同地用“威权韧性”“国家资本主义”等概念进行简单化解释，无法提供系统性的理论框架，陷入解释失灵的困境。

 就价值取向而言，在日趋政治化的氛围中，部分学者将研究中国的出发点锚定为服务美国利益、巩固美国主导地位。在他们看来，对中国的研究首先要回答“对美国有什么用”的问题。意识形态化的二元对立思维进一步固化了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偏见。回溯历史，在冷战时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世界划分为“自由”与“专制”、“民主”与“威权”两大阵营，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冷战结束后，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并在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一些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时仍受制于这种思维模式，忽视了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内生逻辑，导致研究结论片面甚至失真。

 有学者指出：“一个政治化倾向愈发严重的学术环境，必然会导致中国研究的失真、中美人文交流的受阻，以及后续中国学人才培养的断流，也会使美国中国学曾经耀眼的学术贡献蒙上令人遗憾的政治灰尘。”美国中国学政治化转向引发的范式困境，不仅扭曲了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客观认知，阻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从深层次看也动摇了学术研究的根基、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初心。一些学者被束缚在既有的思维框架中，难以提出具有创新性和批判性的观点。即使有学者试图挑战既有范式，也往往会受到学界主流的排斥和打压。如此便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政治化趋势强化了既有范式的局限性，而范式局限性又进一步限制了学者对政治化趋势的批判能力。

 （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拓展中国学研究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在国际知识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定义了“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研究中国”的基本范式，逐渐形成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要表现的知识生产方式。中国被视为一个“他者”，其历史、文化、政治制度都被置于西方的参照系中进行解读。198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曾尖锐地指出，主导美国中国学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与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这些模式“都受同一弱点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美国汉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也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的狭隘性，认为“很多社会科学理论（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虽然声称具有普遍性，但实际上是基于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发展起来的，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经验”。西方中心主义建立在近代以来西方相对强势的国际地位的基础上，它忽视了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用单一的线性史观臆断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在当代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西方中心主义愈发不合时宜，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从学术史视角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学代表着一种范式转换的可能性。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发现始于对反常的察觉，即认识到自然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支配常规科学的、由范式引发的预期。”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在其范式框架内解决疑难问题，但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现有范式难以解释的“反常现象”。当这些“反常现象”累积并变得足够显著和棘手时，就会引发科学界的危机感，而危机状态正是催生新理论和最终导致范式转换的前提。当前美国中国学面临的理论困境是“反常现象”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发展道路、治理模式超出了西方既有范式的解释能力，在另一个层面，中国学新范式的萌芽已悄然破土而生。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学陷入解释失灵的困境时，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全球南方”学术力量的崛起为中国学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学术话语权，西方理论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一大批非西方国家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独特而宝贵的发展经验。很多发展中国家曾饱受西方殖民统治之苦，面临摆脱不发达状况、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际作用有着更加切身的体会和更为深刻的理解。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往往更关注发展、合作、交流、互鉴等议题，价值立场更趋客观理性，与西方主流的“威胁论”“遏制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中国学的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中国学正迎来由“西方中国学”过渡至“世界中国学”的嬗变。中国团结和引领“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力量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日益活跃，学术话语权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世界中国学的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简单地倒向另一种“中心主义”。中国学的未来在于构建更加包容、平等的全新叙事形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避免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简单化、标签化的解读。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要形态的世界中国学叙事不再囿于单一的文明视角或政治立场，而是试图在多元文明交流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研究框架。如今，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非凡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既能从理论上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历史进程与未来发展趋势，又能从世界历史维度解释中国与世界耦合互动的历史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学的未来与世界的未来紧密相连。总体来看，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中国学知识生产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中国问题的研究视角与话语结构正经历着深刻调整。能否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立足中国经验、面向世界关怀、贯通历史与现实、促进中外对话的中国学新范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学知识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启示的能力。

［王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刊发于《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