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美国知名智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评价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中国文化及其国际传播实践跃升为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重要议题。无论是文化机构、官媒矩阵、数字平台、学术网络等具体领域，还是针对中国软实力的宏观分析，中国文化这一议题往往被置于国家形象塑造、制度影响力拓展与大国博弈的框架下加以审视。本文旨在回应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美国智库如何界定与理解“中国文化”？这种认知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主张，其背后的逻辑为何？我国应如何据此优化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

一、研究设计

中国文化在美国智库话语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除了狭义的文学艺术、传统习俗外，还广泛涵盖价值观、国家形象、意识形态与国际传播等议题。因此，本文研究的中国文化主要指美国智库涉华论述中与文化资源、文化传播、公共外交、平台媒介、安全治理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广义文化议题。

本研究涉及的美国智库主要参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智库报告平台Think Tank Alert公布的排行榜等，筛选出在国际声誉、政策影响力、知识生产能力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9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以下简称“威尔逊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这些代表性智库在美国智库体系中具有较高影响力，且持续发布涉华相关文本。在检索策略上，本研究采取“机构定向检索+关键词组合筛选+人工复核校正”的三步法，利用目标智库官网的站内搜索功能、China/Asia专题页以及专题栏目等进行定向搜集，再辅以搜索引擎高级检索进行补充，以降低漏检几率。在关键词设置上，本研究以“China/Chinese”为核心限定词，将其与“culture”“cultural”“civilization”“values”“soft power”“public diplomacy”“education”“language”“confucius institute”“media”“narrative”“sharp power”“TikTok”“digital platform”等词语组合检索。这样既囊括了狭义的文化和文明表述，也能覆盖美国智库经常讨论的文化传播、平台、叙事与安全议题。

为保证样本优质、真实、可追溯、可核查，本研究依据以下四项标准。第一，文本来自目标智库的官方网站，且具有明确的标题、作者、机构归属与发布日期。第二，文本属于研究报告、政策简报、专题分析、深度评论、文集等具有实质分析内容的文本。第三，文本以中国文化、文化传播、软实力、公共外交、教育交流、媒体传播、平台影响、锐实力、安全化认知等为核心议题，或至少以“文化”为解释中国国际影响的重要维度。第四，文本具有较完整的论述结构，能够识别其问题意识、基本判断与政策主张。此外，同一文本若出现转载版、摘要版与完整版并存的情况，只保留信息最完整、最接近原始发布形态的版本。考虑到不同智库间发文规模差异较大，完全按搜索结果收录可能导致个别高产智库在样本中占比过高，削弱横向比较的意义。因此，本研究在初筛后进行了样本数量上的均衡校正：对同一机构围绕同一议题的高重复性短评适度压缩，对综合性更强的正式报告予以优先保留，兼顾机构类型、意识形态取向与文本形态差异。

经过筛选，本研究最终确定了上述9家美国智库的37篇正式报告作为研究样本。这是因为，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完成全样本普查，而在于把握美国知名智库关于中国文化认知与评价的主要论述路径及其演变特征。

二、美国知名智库关于中国文化的议题分布与总体特征

本研究通过编码对样本的发布年份、文本类型、主议题、分析框架、认知论调以及政策主张等非数值化信息作描述性呈现，旨在展示美国知名智库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总体特征。从年份分布看，相关文本并非均匀出现，而是在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平台治理和信息安全议题上升的背景下显著增密。

为更直接地呈现美国知名智库关注中国文化的重点，本文对37篇正式样本进行了议题归类，可分为四类，分别是：媒体矩阵/国际传播/外宣类，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信息环境类，教育交流/文化机构/语言推广类，以及文化综合类。其中，媒体矩阵/国际传播/外宣类文本通常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国际传播体系、对外叙事、公共外交、海外舆论影响等议题；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信息环境类文本围绕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算法推荐、数据流动、内容传播、虚假信息、信息生态安全等议题展开，更强调技术基础设施、平台规则和数据资源对文化传播的塑造作用，体现出近年来美国智库涉华文化关注点随着新兴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明显转向；教育交流/文化机构/语言推广类文本则主要涉及孔子学院、语言教育、学术交流和中美民间交往等内容；文化类综合议题主要围绕软实力、国家形象、公共外交、文化吸引力和文明叙事等问题展开，重点是美国智库对中国文化资源能否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评估。从样本归类情况来看，媒体矩阵/国际传播/外宣类数量最多，共14篇，占37.83%；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信息环境类9篇，占24.32%；文化类综合议题8篇，占21.62%；教育交流/孔子学院/语言推广类6篇，占16.21%。这一分布表明，在美国智库的讨论中，“中国文化”已不再主要被置于传统文化、文明形象或一般性公共外交范畴中理解，而是越来越多地被放入媒体结构、传播机制、平台治理和信息环境等议题中重新界定。

总体来看，样本议题分布说明美国智库关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并非围绕单一文化对象展开，而是呈现出由文化资源、交流机制、传播渠道、平台环境和安全治理共同构成的复合议题结构。其中，文化类综合议题和教育交流议题较多关联软实力、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价值，这部分议题构成美国智库承认中国文化传播意义和交流功能的基础；媒体传播和数字平台议题则更容易导向“锐实力”、信息影响和安全化治理的解释框架，这部分议题构成其疑虑、防范和政策干预主张的重要来源。基于这一议题结构，后文将进一步分析美国智库如何在软实力、锐实力和安全化三种分析框架之间界定中国文化，又如何形成“交流价值论—效果怀疑论—安全关切论”的复合型认知结构，并最终转化为相应的政策主张。

三、美国知名智库关于中国文化的三重分析框架：

软实力、锐实力、安全化

美国智库关于中国文化的分析并非围绕单一认知展开，而是在不同阶段分别借助了软实力、锐实力与安全化等多种分析框架。正式样本中，主要在软实力框架下展开分析的有11篇，占比29.72%；锐实力框架8篇，占比2162%；安全化框架14篇，占比37.83%；混合框架4篇，占比10.81%。这三种框架既折射出不同的问题意识，也形塑了美国知名智库将文化议题功能化、竞争化与安全化处理的主要分析路径。

（一）文化议题与软实力

“软实力”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指一国通过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吸引力来塑造他国偏好的能力，而文化正是软实力的核心资源之一。如果说硬实力旨在“强迫他国做其不愿之事”，那么软实力的目的则是“让他国想做我方希望之事”。美国智库多以软实力分析框架解释中国文化议题，侧重于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影响他者认知、态度与行为的能力，认为中国进行语言推广、教育交流、文化“出海”与国家形象塑造的目的是提升国际吸引力。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称，中国推广社媒应用出海、扩建孔子学院、促进教育交流、增加对外文化援助、资助海外文化节目等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即国际秩序、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捍卫者。美国知名智库既从外宣角度理解中国文化传播，也关注中国文化在不同地方语境中的适配机制。例如，威尔逊中心将设置奖学金、语言教学、教育合作等举措均视为中国提升自己在拉美社会的软实力的实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设立“中国地方/全球”（China Local/Global）专项研究项目，关注中国在全球7个区域的具体文化策略，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利用当地媒体扩大传播影响力、培养当地友华意见领袖等手段实现本土化表达和受众适配，以达到消除文化隔阂、进行精准化传播的目的。

（二）文化议题与锐实力

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攀升推动部分美国学者突破软实力理论的解释边界，以“锐实力”概念对中国文化议题进行再阐释。其核心观点是，国家的影响力并非主要依赖吸引与说服，而是通过文化输出与信息化手段等开展隐蔽性活动，强调干预、操纵与意图隐藏。例如，大西洋理事会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描述为旨在重塑全球治理规范的话语权操作，称中国正利用融媒体手段将国内外宣传、线上线下信息输出与技术监管机制高度整合，以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围绕中国的文化活动可能对美国本土政治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美国知名智库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主张应加强对文化活动的界定和识别，另一方面应审慎评估应对措施可能带来的附带风险，甚至主张扩大“恶意影响”的识别范围，将更多原本属于正常交流范畴的文化活动纳入风险审视。部分美国智库还把文化传播议题纳入更宏观的大国竞争框架下加以把握。例如，大西洋理事会称中国正试图通过“争取话语权”提升对外叙事的影响。胡佛研究所则把媒体与社交平台上的叙事塑造纳入“全球竞争”叙事中考察。可以说，在“锐实力”框架下，教育、媒体、社交平台、信息环境等并非孤立的文化场域，而是与技术、制度与国际竞争紧密相关的议题。

（三）文化议题的安全化

文化议题安全化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直接相关。该学派将安全化理论系统化，指出当行为体通过话语实践将文化身份建构为面临生存性威胁时，文化议题即被安全化。换言之，安全化的视角强调：文化议题并非天然具有安全属性，而是在特定的战略叙事中被塑造成必须应对的风险对象。美国知名智库对中国文化议题的认知恰恰呈现出这一倾向。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美国智库越来越多地以安全视角审视文化在媒体与社交平台的传播。例如，兰德公司的一篇报告称，TikTok的安全风险不只在于个人信息泄露，更在于它的视频可能成为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深度伪造系统的材料，从而为隐蔽化、规模化、精准化的信息战提供技术条件，由此将TikTok问题从一般的数据隐私推进到国家安全风险争议上来。美国智库相信，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国家安全的透镜来审视所有网络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互联网视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舞台。可以说，讨论的焦点不再只是“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否存在”，更是“这种影响是否足以构成系统性威胁”，以及“美国是否应当以更高强度的手段加以规制”。在安全化分析框架的影响下，中国文化议题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制度安全、信息安全与认知安全问题。

总体来看，软实力、锐实力与安全化构成了美国智库理解中国文化议题的三重分析框架，但三者并不处于同一理论层级。软实力强调文化吸引力及其国际影响的转化，锐实力强调借助开放的文化形式开展更具定向性的影响运作，而安全化则将文化上升为需要治理和防范的风险源。从时间演变看，美国智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并非一开始即处于高度安全的框架之中，而是大体呈现出由“吸引力评估”到“影响力警惕”再到“安全化治理”的递进链条。早期文本更多从软实力角度评估中国文化能否转化为国际吸引力；此后，随着“锐实力”概念进入美国政策话语体系，中国文化议题逐渐被解释为可能影响他国信息环境和公共认知的工具性资源；近年来，伴随TikTok等社交平台、数据安全、算法推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议题升温，相关讨论进一步被纳入国家安全、制度防范和平台治理的框架。

四、美国知名智库关于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评判：复合型论调

在美国智库的认知中，中国文化既是文明传统、价值观念、符号资源，也是经由教育、文化交流、媒体矩阵、数字平台及国际传播体系加以组织和传播的“影响力”。基于此，美国知名智库对中国文化的评判并未停留在简单的褒贬上，而是逐渐形成了“交流价值论”“效果怀疑论”“安全关切论”交织的多元评价。在37篇正式样本中，持明确“交流价值论”的文本1篇，占2.70%；“效果怀疑论”的文本10篇，占27.02%；“安全关切论”的文本19篇，占51.35%；“混合型”论调的文本7篇，占18.91%。

（一）交流价值论：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

交流价值论是美国知名智库涉华文化研究中一个占比虽低、但不可忽视的维度。尽管近年来美国对华安全忧虑持续上升，但仍有声音坚持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中美间乃至中国同全球的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相关分析一方面重视中国文化自身的宝贵价值，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拥有历史厚度、符号密度与较高国际辨识度，如孔子、武术、中医、春节等文化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可见度；另一方面则从维系美中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文化交流是值得珍视和延续的资产，不能因为大国竞争而轻易牺牲几十年来形成的民间往来。例如，美国应对孔子学院的资金贡献及其培养的中文专业人员表示欢迎而非简单地予以谴责，这样更有助于维系美国对中国的了解。

此类观点在承认潜在风险的前提下，坚持主张文化互动本身具有正当性。即便在对华战略竞争时，他们仍强调不应因政治分歧而全面中断正常的文化交流，而需警惕“泛安全化”倾向，避免对华裔群体进行普遍的污名化，防止文化反制措施演变为新的“麦卡锡主义”。需要指出的是，交流价值论并不等同于美国智库对中国文化的认可，而是侧重强调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体现的是对跨文化交流本身的肯定。

（二）效果怀疑论：对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质疑

美国知名智库普遍承认中国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也注意到中国在文化的对外传播、形象塑造与软实力投入上持续加大力度，但对这种投入能否稳定转化为广泛而持久的国际吸引力持保留态度。“效果怀疑论”认为，尽管中国积累了大量软实力资产，却尚未建立起稳定输出影响力的能力。中国文化并非“缺席”，而是其影响多停留在表层，尚未深入至价值认同层面，因而难以有效转化为跨文化感召力与制度性影响力。

围绕中华文明与传统文化领域，美国智库普遍认为，武术、茶艺及传统节庆等元素在海外具有较高辨识度，但此类文化符号往往呈碎片化、消费化乃至仪式化形式传播，难以促成系统性的思想理解与深层价值认同。这一现象可概括为“渠成水不到”，即传播渠道虽已构建，文化资源却未能顺畅地实现向深层影响力的转化。在文学艺术与文化产品领域，“渠成水不到”现象尤为明显。美国智库往往将电影、音乐、出版物、动漫、游戏等作为评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指标。他们并不否认中国文化产品的规模与文化产能，但认为相较于其他东亚流行文化（如日本动漫、韩国流行音乐）在全球青年群体中的持续外溢效应，中国文化产品在全球流行性、持续性和跨文化共鸣方面明显不足。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从公众印象、旅游与留学吸引力等维度看，中国的外部形象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点并不稳定。正因如此，美国有智库学者将中国文化软实力状况概括为一种“绩效赤字”，称尽管中国每年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计划上投入约100亿美元，但其效果却令人怀疑。

可以看到，效果怀疑论并不否认中国文化传播力度，而是强调中国文化在转化为持久吸引力上效果不明显，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其一，认为中国文化资源往往停留在符号识别层面，难以稳定转化为深层价值认同；其二，认为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更多体现为“可见”而非“可感”“可信”“可认同”；其三，认为中国推动文化传播的努力因社会制度、叙事可信度等的误解或偏见而被削弱。

（三）安全关切论：传播机制与组织网络的风险化解释

如果说交流价值论强调文化互动的公共意义，效果怀疑论侧重文化传播效能之不足，那么安全关切论则进一步将中国文化的评判视角由“内容评价”转向“机制风险”与“制度意涵”的解释框架。此类论调的核心关切不再是中国文化是否具备吸引力，而是其传播机制、组织网络及平台结构是否可能对其他国家的舆论生态、知识生产体系与制度运行产生政治性影响。在美国知名智库的相关论述中，中国文化议题逐步超越文化范畴，被重构为政治治理议题，甚至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例如，传统基金会直接将中国的文化和外宣活动错误地定义为复杂的“软战争”，旨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教育与学术网络领域，美国知名智库倾向于将包括孔子学院、文化中心、奖学金在内的教育网络以及智库、论坛、基金会等各类项目均视为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具有网络化部署和长期嵌入特征的文化影响渠道，认为其功能已超越一般性的文化交流，是可以通过持续接触关键群体并影响议题设置乃至政策判断的政治性渠道。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称，中非智库论坛旨在通过直接对话塑造非洲精英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尽可能排除西方价值观及其分析框架的影响。部分论断甚至无端将孔子学院比作“特洛伊木马”，强调其对学术自由的损害。

在主流媒体与数字平台传播层面，美国知名智库普遍将中国的话语实践置于战略竞争与安全威胁的双重框架下加以审视。多家智库认为，中国不仅仅是在传播文化，更试图通过“话语权操作”来重塑全球治理规范，挑战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有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上采取协同部署方式，并围绕整体性全球叙事展开系统性传播布局。部分智库上升到认知作战层面，认为中国自2018年以来就在积极部署反美叙事，并称中国已将“认知域作战”作为下一代心理战，手段包括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批量数据、深度伪造等。TikTok与微信等商业平台也被多家智库直接纳入国家安全讨论，有的认为TikTok的安全风险在于对年轻群体实施大规模且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则臆测中国有关部门正通过TikTok等平台进行“新型宣传”，用更具娱乐性和说服力的短视频重塑正面形象。胡佛研究所进一步提出，中国已将数据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物资，通过商业平台收集的视听数据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从而实施精准的认知战。

总体而言，美国知名智库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评判呈现出明显的复合型论调：既肯定文化交流的价值与中国文化资源的存在，又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实际转化效果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文化内容一旦与组织网络、媒体矩阵、平台机制、数据治理及制度性合作相耦合，便超出一般文化交流范畴，成为具有潜在战略风险的影响资源。因此，在这种认知下，中国文化议题在美国智库眼中兼具文明资源与战略变量双重属性，被持续纳入其“影响—渗透—竞争—防范”的叙事链条之中。

五、美国知名智库关于中国文化的政策转译：

从认知论调到治理路径

前文聚焦美国智库“如何评价”中国文化，本部分则进一步讨论这些评价是如何被转化为政策主张的。在37篇正式样本中，具有明确政策导向的文本共26篇，占70.27%；无明确政策主张者11篇，占29.72%。就具体取向而言，政策主张集中于两类：一类主张提高透明度，加强审查与制度防范；另一类主张提升美国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此外，还有少数研究主张保持必要接触和多边协作。

（一）保持接触：维系必要的人文与社会交流渠道

“交流价值论”为跨文化互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在政策层面表现为“保持接触”的务实主张。相关研究认为，在美中战略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美国应尽量维系教育合作、学术互访与语言学习等关键人文纽带。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报告主张，美国政府应加大对中文学习课程的资助，并将国家安全顾虑与学术自由问题区分开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区域性研究同样认为，面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实践，外部世界不能只以封堵视角理解之，而应看到其在不同社会中的适应性、差异性与地方化过程，对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要保留观察和接触空间。在美国知名智库看来，“保持接触”并不意味着放弃警惕，而是在保留接触面、信息源和人文渠道的前提下，提高本国的判断能力与长期认知能力。

（二）强化监管：划定交流边界

与“保持接触”并行的是日益凸显的“强化监管”主张。该类政策主张的前提是将文化活动纳入“外国影响”的框架下，通过提升透明度、强化合规要求和完善程序性规则等进行规训，降低文化活动的隐蔽性与制度性风险。相关报告建议，以“透明”“诚信”“互惠”作为美国应对中国文化影响活动的三项核心原则。政策制定应区分“合法的外国影响”与“非法的外国干涉”，完善对国外捐赠、游说活动、媒体资金与研究资助来源的披露机制，提高透明度，以达到遏制“恶意的外国影响”的目的。在教育、媒体和平台管理等具体议题上，美国一些智库主张加强制度性规制，包括重新审视国外数据平台，把批量视听数据风险纳入监管视野；要求高校与政府对孔子学院保持更高强度的审查与警惕，等等。还有少数智库主张更为强硬，建议通过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对判定参与虚假信息传播的中国商业实体实施经济制裁，切断所谓“虚假信息外包”的商业链条。

（三）提升竞争力：系统性强化能力建设

部分美国智库认为，相较于单纯依赖限制与审查，更具可持续性的做法是增强美国自身的制度韧性、信息供给能力和国际叙事能力，从而在外部竞争中保持主动。相关研究提出，美国应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应仅仅停留在零散的政府公关层面，而应系统性提高本国的信息韧性，制定全球信息战略，将技术政策、治理规则与对外传播统合起来。在执行层面，为了提升文化竞争力，政府应围绕国际传播、技术治理、信息韧性、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制定实施一整套能力建设方案。

（四）加强多边协作：推动单边应对向联盟治理升级

相较于前三类，此类主张占比较低，强调美国应推动与盟友在反制虚假信息上的协作，将国内监管与国际竞争有机衔接，在多边平台和区域机制框架内协同应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例如，大西洋理事会呼吁美国在国际电信联盟（ITU）等标准制定机构中发挥作用，联合盟友抵制中国“定义”的网络主权规范。美国智库之所以倡导联盟化路径，主要基于文化活动所具有的跨国性、跨平台性与跨议题性特征。有智库报告指出，单边行动不仅成本高昂，且难以形成长效影响；多边协作则可通过强化信息共享与政策协调，推动应对机制由分散化转向系统化的联盟治理。从实际情况看，多边协作虽不是美国智库政策主张的主体部分，但已被视为将信息治理、规范竞争与联盟协调结合起来的重要补充路径。

综上所述，美国智库应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政策主张实质上构成了一个以“开放—安全—竞争”为三重校准的政策工具箱：不完全放弃教育、语言与民间交流等接触面，同时通过审查、制度规范与平台治理划定边界，并试图借助提升文化竞争力的能力建设和盟友协作，在信息和规范领域更广泛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主动。需要指出的是，这套政策工具箱虽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也存在明显的风险，即若安全压力持续上升，相关工具可能由“边界治理”滑向“过度泛化”的风险。

六、美国知名智库关于中国文化认知的结构性逻辑

在前述关于“如何评价”与“如何应对”的讨论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何机构不同、议题类型不同，美国知名智库却在整体上呈现趋同的问题意识与解释路径？综合来看，其认知的形成并非零散判断的简单叠加，而是由国家利益、目的预设、竞争性分析框架及话语再生产机制共同塑造的结构性结果。换言之，中国文化议题在美国智库中被建构为影响力变量、竞争性资源乃至治理对象，其根源不在于个别案例本身是否存在争议，而在于这些智库的认知始终被嵌入特定的制度位置、战略背景与话语逻辑之中。

（一）从效果评估到政策推演：竞争框架如何封闭解释空间

美国智库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实质上以内嵌方式预设了一个前提：中外文化互动关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掌控与影响力竞争。在此前提下，中国增强文化传播能力、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或提升国际叙事能力等措施，往往被视为对美国相对优势的冲击，因而未能在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或公共传播的逻辑中获得足够的对等理解。

正是在这一竞争性叙事中，前面几个部分所概括的三种评判论调与四类政策路径得以相互勾连：交流价值论主张保持接触，并非因文化交流已完全去政治化，而是将接触视为维系美国对华理解优势与判断能力的关键条件；效果怀疑论强调转化效果不足，亦非纯粹的学理判断，而是为“无需过度高估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理论缓冲；安全关切论则更直接地将传播机制、组织网络与数字平台纳入治理框架，进而引出监管强化、竞争性投入及联盟协作等政策主张。换言之，竞争框架的作用不仅在于促使相关研究关注竞争，更在于将原本开放多元的文化评价过程逐步收束为一个以国家利益、制度安全与相对优势为核心的解释链条，一旦中国文化被纳入该链条，其意义便日益脱离文化本体。

（二）从文化对象到战略变量：功能主义解释的优先性

美国智库对中国文化的分析讨论体现出显著的功能主义取向。大量报告通常越过对中国文化作为文明的理解阐释，直接将其置于国家实力、国际传播与战略竞争的分析框架之中。在此优先性下，中国文化往往被界定为影响力资源、政策工具和战略变量，而不再是具有内在历史连续性、审美自主性与文明独特性的独立对象。

这种功能主义取向并非全然忽视文化本身，而是要求文化的意义必须经由“是否有效”“是否可用”“是否产生战略后果”等标准获得合法性。即便肯定文化交流的价值，论证重心亦多落在维持关系稳定、拓展交流渠道、缓解误判风险及人才培养等功能性目标上，鲜少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复杂历史、审美特质与文明内涵展开深入探讨。功能主义虽提升了政策分析的针对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在功能主义视角下，文化不再仅仅是文化，而是被重构为国家战略竞争的一个功能性环节。

（三）目的前置与认知滤镜：目的预设如何塑造议题

如果说功能主义解释界定了“以何种方式观察”，那么目的预设则进一步界定了“何者被赋予可见性”，即在特定价值框架内预设哪些现象应进入分析视野、哪些证据更具解释效力。美国智库在分析中国文化议题时，通常并非从中立立场出发，而是在潜意识中为中国的文化活动预设了某种战略目的，再将各类型活动一并同制度竞争与争夺规则主导权的预设挂钩。正因如此，诸多性质迥异的现象——无论教育机构、学术论坛、传统文化，还是影视合作、媒体平台、算法机制——都被纳入了如出一辙的分析路径，被统一转化为“是否服务于国家意图”“是否威胁开放制度”“是否构成规范挑战”等核心问题。文化传播的成效一旦显现，也更易被归因为经济支持、政治动员或制度性嵌入，而非文化自身吸引力的体现。此类预设虽不必然导向单一结论，却显著框定了美国智库对相关文化交流活动进行阐释的方向和逻辑。中国文化议题之所以持续被引向风险与竞争维度，正是这一先在的认知滤镜持续过滤与放大的结果。

（四）从学术判断到公共认知：智库话语的再生产机制

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美国智库是上述认知结构的重要生产者。作为连接学术研究、政策制定与公共舆论的关键中介，美国智库通过议题设置、概念命名、案例组织与政策推演等手段，持续对中国文化议题进行解构和再阐释。他们一方面强调中国文化传播的实际成效有限，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其潜在的影响和风险，由此逐步构建起一种兼具“效果怀疑”与“安全警惕”的复合型叙事，并不断渗透到出版、传播、引用及政策讨论之中，逐步固化成一套带上有色眼镜的认知模板。

该过程产生了双重效应：对内为美国政界与公众提供了一套稳定的理解坐标，使中国文化更易被纳入大国竞争与治理议题；对外则强化了全球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制度性警惕，诱使新的文化传播实践沿既有认知路径被解释与归纳。智库话语的作用不在于描述事实，而在于持续为现象提供分类方式，为争议提供命名方式，为政策提供正当性语言。因而，美国智库关于中国文化的认知从表面看是对外部事件冲击的回应，实则是其内部知识生产逻辑不断自我强化的结果。

七、结论与启示

对于9家美国智库的37篇正式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文本分析表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不只是“传播什么”的内容问题、“如何传播”的技巧问题，更是涵盖了交流机制、回应能力与知识生产等综合能力提升的问题。

（一）提高信息透明度与强化分众传播

美国智库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大多并不直接来自对文化内容本身的否定，而更多来自对我国传播意图、制度背景与信息可信度的疑虑。因此，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宜相应减少对渠道扩张、平台铺设和资源投入等单一路径的依赖，更加重视传播内容与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建设：一方面，依托可验证的事实、可感知的生活经验和可讨论的具体议题建立认知联系；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地区和群体的差异，推进更有针对性的分层分类传播。关键不在于简单地迎合受众，而在于提升传播的触达效率、解释力与误解修正能力。

（二）将教育、学术与青年交流作为长期工程，并开展好效果评估

教育与人文交流仍是我国形塑海外对华认知最具可持续性的路径之一，应将其视为长期的社会关系工程与认知基础设施，通过开展来华学习、联合研究、青年互访和专业合作等项目，持续培育并稳步扩大知华友华群体。同时，相关工作不宜仅以项目数量、参与规模和媒体曝光等过程性指标衡量成效，而应建立贯穿项目设计、实施和后续追踪的效果评估机制，重点考察参与者对华认知变化、合作成果产出以及风险反馈情况，形成可比较、可复盘、可改进的评估体系，并将评估结果反向用于项目优化、资源配置和风险预警。同时，也需对外部环境对于透明度、对等性及学术自主的关注点给予充分重视，将项目公开、经费说明、合作规则、争议应对和效果评估纳入统一框架，以制度化合规提升可持续性，以程序性透明降低被安全化处理的风险。

（三）增强议题设置与回应能力

我国在文化传播中不仅要增强自我叙述能力，也需要提升对外部叙事的回应能力与议题设置能力。特别是在涉及教育、媒体、数字平台治理、人权、科技、国家安全等议题时，更应重视回应的时效性、论证的专业性与表达的针对性，统筹推动专业机构、研究人员、相关行业主体以及地方层面参与对话，逐步形成更具能动性的国际话语阐释能力。

（四）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夯实文化传播的内容基础

除了传播方式与回应机制之外，我们还需看到更深层的问题：文化传播能否产生持续性影响，根本上取决于其背后是否存在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知识生产体系。我国的文化传播不能仅停留在改进叙事、创设项目层面，更应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为基础性内容工程，回到知识生产本身。学界应基于本国实践，通过更有活力的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提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形成面向世界阐释中国经验的稳定的学术体系，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力，更有效地将我国文化传播力稳定转化为深层的国际认知影响力。

［张琪：北京交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