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正：海外关于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的研究述评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在某些领域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引领世界创新潮流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大国重器频频亮相，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不仅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议题，也成为他们观察中国发展、研判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海外学界重点围绕新时代中国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战略动机、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呈现出的比较优势以及时代价值等议题展开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研究报告及评论文章。系统梳理、评析海外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为讲好中国科技创新故事补充“域外视角”，同时也可以为科技强国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提供有益参考。

一、海外对新时代中国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战略动机的研判

新时代中国缘何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海外学界重点从全球科技竞争态势、国内经济转型以及中美博弈等视角进行了分析。

第一，应对全球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态势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美国卡普里亚创投公司研究员赫什·维亚斯（Harsh Vyas）注意到，传统大国实力的衡量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说传统的国家实力主要取决于军事力量、自然资源和经济规模，那么在21世纪，衡量的天平则更多地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半导体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尖端领域倾斜。掌握这些前沿技术的国家，在确保自身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全球影响力与战略格局。对于美国、中国、欧盟而言，科技创新竞赛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技术不再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而是成为经济安全、军事战略和对外交往的重要支柱。世界经济论坛的资深撰稿人郭怡广（Kaiser Kuo）进一步分析指出，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日益高涨的科技民族主义以及国际社会对产能过剩的普遍担忧，共同造就了当前全球制造业激烈竞争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海外学界认识到，中国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不仅是为了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更是旨在通过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把握先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第二，驱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中国依托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动能转换的战略举措，也引起了海外学界的关注。比利时布鲁盖尔智库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Herrero）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过去40多年来所依赖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动能减弱，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对中美“脱钩”的担忧，也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在他们看来，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对上述严峻形势做出的战略回应，这一理念将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旨在构建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缓解因结构性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成为海外解读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英国剑桥工业创新政策研究院分析员范宗帅（Zongshuai Fan）观察到，中国政府对颠覆性创新及自主研发的高度重视，表明了中国致力于培育本土创新力量的坚定决心。郭怡广指出，中国当前的战略重心转向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创新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增长的质量重于数量及规模的快速扩张。在他看来，这一战略导向体现了国家对基础科学、“硬”科技（如新材料和半导体）、人工智能、供应链优化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第三，化解美西方对华技术封锁与极限施压的必然选择。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航天等领域的突破，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的焦虑。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William Burns）曾明确指出，科技领域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主要舞台。近年来，美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技术封锁与打压措施。2020年至2024年间，美国实施了多轮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制药设备、量子相关技术以及高端人工智能硬件，并通过新的对外投资限制和扩大“实体清单”范围，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举措。

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显著上升以及部分发达国家对华技术封锁与遏制的压力，促使中国深刻地认识到强化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技发展模式的紧迫性，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印度智库“中国与亚洲研究组织”主任埃里希卡·潘卡吉 (Eerishika Pankaj)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自力更生”理念的当代升华，它反映了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及科技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力求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转型。这一理念被定位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根基，即通过这一战略力求在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网络的同时，确保对技术的主权和制度的韧性。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张太铭（Tai Ming Cheung）进一步分析指出，外部封锁不仅未能遏制中国，反而激发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为其摆脱“吸收型”技术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张太铭强调，这并非中国首次面临技术遏制，早在1950—1960年代，中国就曾经面临同样的困境。即使在那种环境下，中国还取得了“两弹一星”的突破，这种精神的传承至今仍在大国技术博弈的浪潮中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

总的来看，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战略动机做了较为详尽的探讨，认为这既是立足当下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科技安全风险日益突出背景下做出的必然战略抉择，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

二、海外对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阶段性成效的评估

中国科技创新的阶段性成效究竟如何？又面临着哪些制约因素？海外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海外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古巴外交部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亚太部主任、研究员卢维斯雷·冈萨雷斯·塞斯（Ruvislei González Saez）所说，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机器人等领域的迅速崛起，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和广泛认可。

第一，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度攀升。近年来，在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科研榜单中，中国的创新排名明显跃升，集群优势愈发凸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排名提升至全球第十位。这是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自2013年以来排名累计上升25位。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通过“集群化”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科研与产业的有效衔接。在全球十大顶尖科技集群中，中国占据三个席位，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摘得全球桂冠。此外，“施普林格·自然在线”发布的《自然》（增刊）《2025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报告显示，在全球科研城市十强榜单中，中国城市占据六席。其中，北京在全球科研创新方面排名第一，活跃研究人员的数量、专利、政策报告等关键指标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尖端技术呈现领跑态势。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2024年发布的题为《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先进工业的领先创新者》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其高校和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许多创新指标上已经领先于美国。报告强调，在民用核能、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中国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凭借“低成本”与“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成为全球市场中极具竞争力的中坚力量。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关键技术追踪器”项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最新的追踪结果显示，中美两国在短短20年内几乎完全互换了研究领域的压倒性领先地位：在2003—2007年间，中国仅在64项技术中领先3项，但2019—2023年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57项。相比之下，美国在2003—2007年间曾凭借60项领先技术占据绝对优势，但最近五年中，这一领先项数已经缩减至7项。不仅如此，有学者观察到这种领先优势已经转化为实质性的市场主导力。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副教授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指出，中国企业不仅引领甚至主导了多个高科技行业。从控制全球超过80%的太阳能制造，到引领新能源汽车及其电池行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出口国，再到以大疆公司为代表的商用无人机占据全球市场超过70%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科技领导者。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盖·莱德（Guy Bernard Ryder）所言，中国的创新并非仅仅体现在特定领域的突破上，它代表了一种全面的发展势头，现已进入“创新爆发期”，并正在重塑全球科技格局。

第三，知识产权激励创新成效加速显现。海外学界关注到，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强国”转变。美联储委员会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德·索雷斯（Franois de Soyres）等关注到，2015年至2022年间，世界其他国家向中国企业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了五倍以上，这一结构性转变意味着具有全球市场价值的原创性成果正源源不断地在中国诞生。该发展态势与中国致力于摆脱技术被动、争当前沿技术创造者的战略导向高度契合，这一点在人工智能、绿色技术和先进制造等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专利产出的规模和质量也被视为衡量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拥有超过7万项专利，在专利申请总数上超过美国的不到6万项。数据显示，中国专利的增长在电池、生物技术、机器学习和半导体等领域尤为强劲。

（二）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在充分肯定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海外学界也深入剖析了中国创新之路面临的现实挑战。在他们看来，动荡的国际局势、相对薄弱的原始创新能力以及关键战略领域的“卡脖子”风险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科技创新动能的进一步释放。

就外部环境而言，全球科技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复杂交织，对中国科技创新所依存的国际协作环境构成了严峻考验。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与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深刻调整，对中国科技创新构成了风险挑战。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到拜登政府筑起“小院高墙”限制中国获取前沿技术，美国采取将中国企业和高校列入“实体清单”等一系列管制手段对华实施严厉制裁，试图阻断中国对专有技术以及关键零部件等核心技术和资源的获取。与此同时，欧盟也将中国定位为“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而非科技合作的伙伴。

就国内发展而言，中国科技创新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乌尔里希·施莫克（Ulrich Schmoch）和比吉特·格尔克（Birgit Gehrke）指出，中国在科研领域的领先优势正受到其他薄弱环节的掣肘。尽管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但从跨国专利这一衡量标准来看，专利数量的增长尚未转化为质的飞跃。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人口结构、社会治理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创新动能的持续释放。埃雷罗等学者则进一步分析了“创新力”向“生产力”转化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他们认为，制度框架的复杂化以及相关领域监管力度的强化在提升合规性的同时，也可能在无形中影响私营部门的风险承担意愿以及企业活力。

应当说，海外学界对制约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因素的分析具有一定现实指向性：地缘政治博弈导致国际创新协作受阻，原始创新与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够顺畅，由人口结构变迁与社会预期调整带来的创新生态压力也不容忽视。这些观察在客观上为我们全面审视科技创新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强危机意识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必须指出的是，部分学者的评价仍囿于“西方中心论”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其论调存在明显的片面性和误导性。例如，部分海外学者将完善科技监督机制的举措曲解为对创新活力的压制，忽视了科学监管在破除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压舱石”作用。事实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只有完善制度、加强监管，才能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资源错配，为中小企业释放创新活力提供相对公平的空间。再如，也有学者将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一概贬低为“衍生性”，既忽视了科学进步本身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同时也割裂了“二次创新”与原始创新的关系。纵观全球科技创新史，世界上很多后发国家都经历了从“模仿”到“改进”、再到“颠覆”的演进路径。以中国高铁为例，从技术引进起步，通过海量工程实践不断迭代进化，最终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自主突破，这是中国科技创新从“追赶”到“领跑”的生动缩影。

三、海外对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比较优势的分析

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在多领域取得的跨越式发展，促使海外学界深入分析其亮眼成绩背后的深层原因和独特优势。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加强和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时俱进地调整完善科技领导体制，不断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科技治理效能。对此，海外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创新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全面领导，是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Atkinson）指出，中国快速的创新进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先进产业中主导全球市场的努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哈萨克斯坦萨特巴耶夫大学学者拉姆扎特·阿卜迪卡洛夫（Ramzat Abdikarov）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投入了大量资源，制定了专门的扶持政策，在中国科技创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通过实施旨在实现技术和创新自给自足的专项计划，表现出其对全球技术博弈和经济竞争严峻性的深刻认识，这些举措必将在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外学界还将中国共产党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执行力视为支撑其科技创新事业不断进步的关键因素。以“中国制造2025”为例，郭怡广等学者关注到，中国早在2015年就确立了这一战略构想，描绘了中国工业转型的宏伟蓝图。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愿景正逐步转化为现实：在该战略涵盖的十大关键技术领域中，中国不仅达到且超额完成了包括全球市场份额、本土采购率以及技术研发在内的多项目标。中国正加速向一个由人工智能赋能、绿色能源驱动、以自力更生为导向的全球最强大的工业体系转型。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新型举国体制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受到了海外各界的广泛关注。《日本经济新闻》刊文指出，中国式创新的一大特征在于“举国体制”——以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为导向，汇聚企业、人才及资金，从而推动创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制造2025”生动展示了中国是如何通过全面动员国家资源、协同民营企业并聚焦国家优先事项，进而重塑了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不少海外学者还观察到新型举国体制促成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商学院的卡林·西迪基（Kalim Siddiqui）通过对中美两国的比较研究指出，美国政府虽向大型企业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优惠，但这些措施未能阻止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以及垄断行为对创新活力的抑制。相比之下，中国通过国家战略引导尖端技术投资，而非全然受制于市场的力量，这种战略性资源配置确保了技术的进步与社会长远需求相契合，彰显了长期公共投资与战略规划相较于短期利润驱动模式的制度优势。也正因如此，中国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

第三，超大规模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大国大市场优势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海外学界观察到，中国超大规模的、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各类创新活动提供了理想的实验场所，大大加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和产品的迭代升级。美国畅销书作家戴三才（Zak Dychtwald）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指出，要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的奥秘，就必须认识到中国拥有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资源，即一个经历过深刻变革、人口规模庞大且极其擅长接受和适应创新的消费群体。正是这个数以亿计的“超强采纳型”和“超强适应型”的消费者群体构成了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的全球竞争力。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对全球创新的影响》报告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报告指出，广阔且充满活力的市场使中国在“客户导向型创新”中占据明显优势。依托庞大的、超过1亿的主流消费家庭，中国创新者有能力快速实现新创意的商业化。中国消费者对产品早期迭代的高接纳度以及即时的反馈机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整体的创新步伐。

第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持续智力支持。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这种三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讨论。一方面，海外学者关注到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和生产力。加拿大数据分析师和财经编辑尼科洛·孔特（Niccolo Conte）指出，过去20年全球研发投资加速增长，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实现了如此惊人的跨越式跃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投入并非盲目扩张，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李黎姿（Lizzi Lee）指出，中国研发投入激增领域主要集中在先进材料、5G、电池以及电力设备等与产业升级直接相关的领域，这种将科研深度嵌入实体经济的做法，使科技创新摆脱了“空中楼阁”的境地，有助于构建深厚的先进制造生态系统。李黎姿提醒欧洲和美国必须意识到，与中国竞争的挑战不仅来自科研投入的规模，还来自一种“将产业政策、先进供应链能力和强劲的工程师人才体系融为一体”的模式。海外学者还关注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研究分析师贾斯汀·里吉（Justin Riggi）将中国的科技进步归功于数十年如一日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深耕。他特别强调，中国对STEM教育的高度重视使其学位授予数量位居世界之首（约为美国的四倍）。同时，中国实施积极的人才引进计划，成功吸引了大量在海外受过教育的科技专家回国就业，从而加速了半导体制造等核心技术的发展进程。美国智库地平线公共服务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执行董事雷姆科·兹韦茨卢特（Remco Zwetsloot）指出，中国始终将人才视为其科技进步的核心，通过吸引海外华裔及外籍顶尖专家等多元战略，极大地扩充了科技人才储备。

总的来看，海外学界高度关注中国科技创新之路的比较优势和独特之处，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动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四、海外对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时代价值的认知

海外学界普遍观察到，中国正在经历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高地”的角色转变。这种认知的转变也促使海外将对中国科技创新时代价值的探讨置于全球叙事之下，不仅关注到其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更多地分析了其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科技合作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

第一，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一方面，海外学者关注到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经济、贸易和就业内容及项目负责人丹·考恩（Dan Cowen）基于对“十五五”规划的研究指出，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十五五”规划更加明确地将创新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表述相关联，这种新的框架体现了一种更具战略性和安全导向的发展方式。这也意味着创新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驱动力，在未来几年将重新塑造全球技术、供应链和投资格局。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副教授纳迪亚·希勒米（Nadia Helmy）指出，创新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可持续动能。另一方面，海外学者也关注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果正在加速转化，深度赋能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彭博社前经济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指出，中国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不仅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铁系统、世界顶尖的5G网络，还有着全球最完善的移动支付体系、最先进的送货机器人、高度自动化的工厂以及极具未来感的汽车。孟加拉国沙贾拉尔科技大学教授穆罕默德·沙哈布尔·哈克（Md.Shahabul Haque）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数智化转型已经深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公共服务“一网通享”、市民热线“接诉即办”等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多场景应用，让民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升，让基层治理更加智慧高效。

第二，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中国动能。过去几十年，中国已成为许多国家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史密斯指出，通过持续的渐进式改进和工艺创新，中国企业比外国同行更有效地提升了产品质量并降低了制造成本。如果没有中国的创新，我们消费的大多数制造品要么质量缩水，要么价格更高，或者两者兼有。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海外学者称赞中国的绿色科技创新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世界经济论坛网站刊文指出，中国绿色技术的规模化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的成本，使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惠及全球数十亿人口。从照亮津巴布韦农村社区的低成本太阳能电池板，到穿行于墨西哥与泰国街头经济实惠且环保的新能源汽车，都是中国绿色创新惠及世界的真实写照。

第三，为全球科技合作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一方面，海外学者关注到，中国大力推进科技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并积极引领全球科技治理。瑞典隆德大学教授席薇亚·斯瓦格·瑟格（Sylvia Schwaag Serger）等学者指出，中国在科研、教育和创新方面的大规模投入，极大地增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污染和流行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随着中国科创足迹的不断扩大，其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的领跑地位日益凸显。同时，在塑造全球研究体系的规则、规范和治理模式方面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将中国视为科技合作的首选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各国共享科技创新成果的开放姿态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正如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姆迪（Abdel Aziz Hamdi）所言，科技创新是一场全球接力赛，中国已经跑在前列，但中国不是独行者，而是开放的合作伙伴。赫尔米进一步分析指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机制，中国已经成功推动其创新成果走向全球，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溢出效应十分显著。赫尔米称赞这些举措不仅让世界共享了中国在5G通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科技成就，也为中国走向全球提供了新动力。此外，中国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科研及技术转移方面的合作，旨在构建一个互利共赢、深度协作的新型国际共同体。

总之，海外学界普遍认可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的时代价值，认为其既是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复苏和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更为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推动科技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但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全球战略影响存在偏见，将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视为对全球经济的“严重冲击”，甚至炮制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这种论调本质上是“中国威胁论”在科技领域的翻版，充分显现出部分西方学者面对中国科技创新巨大成就的战略焦虑和不安情绪，也提醒我们要密切跟踪海外认知的复杂动态，及时对污名化攻击做出驳斥与回应。

五、对海外研究成果的评析

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既为全球提供了观察中国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的窗口，也为国内学界开展相关研究、对外讲好中国科技创新故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他者镜鉴”。总的来看，海外相关研究呈现出以下鲜明特征与局限。

（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海外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创新能力持怀疑态度。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无法创新》一文指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充斥着循规蹈矩、死记硬背的学习者之地，在这里，人们虽然勤奋地从事研发工作，但突破性成果却寥寥无几。”同年，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Kerry Brown）亦在《外交学人》撰文指出，中国无法创新的结构性原因在于国家和政府在中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这种由国家支持的体制很难容忍失败，且一味要求立竿见影的回报。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那种更为自由的市场体系才是颠覆性创意的理想孵化器。上述观点集中体现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创新能力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偏见，即认为中国如果不改变政治制度和教育体制，就只能在“从1到N”的渐进式创新中徘徊，无法实现“从0到1”的根本性突破。这种基于“制度决定论”的认知偏见，长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客观评价。

然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只会模仿，不会创新”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转型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以DeepSeek、TikTok、比亚迪、大疆、华为等为代表的科技领军企业，不仅在市场层面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版图，更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对高科技巨头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欧盟安全研究所高级分析师蒂姆·吕里格（Tim Rühlig）指出，诸如“中国无法创新”等论调已经被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技术的研发与生产体系之中，并积极参与颠覆性技术治理规范与标准的制定。吕里格强调，这种成功已经远远超出了“追赶西方”的范畴，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知识产权窃取”等传统“原罪论”，早已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许多新兴和基础技术领域都实现了对西方的群体性赶超。

海外学者的这种认知转向构成了他们观察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的认知前提，也促使其研究重心从过去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技术应用，转向对中国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制度优势以及全球影响力的深度剖析。正如郭怡广所说，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中国能否创新，而是它正在构建怎样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将如何重新定义全球制造业的未来。

（二）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鲜明的比较视野

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事业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对各项增长指标的简单罗列，而是更多地探究“亮眼成绩单”背后的内在动因和演进规律。为了揭开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成就的深层密码，海外学界在研究中非常重视对比较方法的运用。

一方面，通过历时性的纵向比较，剖析中国科技创新事业的传承与创新。海外学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当下科技创新活力的持续迸发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业发展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擅长将包括物资供应、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内发展目标，同国际竞争背景下坚持“自力更生”和“国家安全”的理念深度融合。报告指出，当前备受瞩目的“新型举国体制”正是对历史经验的当代升华。回顾当年中苏关系破裂、技术来源受阻的严峻形势，中国正是依托传统举国体制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两弹一星”的战略突破。如同当年的科研攻坚任务由“中央专门委员会”统筹领导，2023年3月“中央科技委员会”的组建和科技部的重组，标志着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将以新型举国体制全力推进科技创新。这种历时性的纵向比较研究使海外学界深刻意识到，中国科技创新的韧性既源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得益于“自力更生”的精神传承。

另一方面，通过共时性的横向比较，探究中国科技创新之路的独特性。许多海外学者倾向于从制度设计、资源整合、实施成效等多个维度将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科技强国的创新路径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揭开中国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独特之处。阿卜迪卡洛夫基于对中国同美、日、德、韩、俄等国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持续高投入，使其在创新发展的全球赛道上实现了从“跟跑者”到部分领域“领跑者”的角色转变。西迪基则通过对中西方制度的比较研究指出，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下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极易受短期利益驱动的投资逻辑，中国对尖端技术的投入显现出显著的国家主导的战略属性，即通过政府引导下的市场机制与金融监管，将资源定向配置于国家战略和社会急需的领域。这种模式使中国在培育新技术和创新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成果，以发展成效打破了“唯有私人资本才能驱动创新”的西方偏见。这种基于横向国别与制度比较的研究方式，已经成为当下海外审视中国科技创新之路独特性的重要切入点。

（三）研究视角呈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海外学界对中国科技创新的研究正经历从“学术观察”向“战略探究”的转型，研究视角呈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导向。正如索雷斯等学者指出的，随着中国从主要的“生产基地”转型为“发明与许可来源地”，研究的焦点已不再是中国能否实现科技追赶，而是其他国家和企业将如何适应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不断演变的角色。

这种研究视角的实用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通过剖析中国科技创新的演进逻辑与全球影响，为本国制定对华竞争策略提供依据。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报告中直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创新力量，美国若不采取系统的国家战略，很可能在21世纪的科技和经济竞争中失去主导权。为此，该报告甚至主张美国应效仿中国模式的部分要素，采取如下举措以对冲中国的创新优势：组建五个工业研究机构、一家“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和一家工业发展银行，研究与实验税收抵免增加三倍，提供长期资本设备投资补贴等。同样，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主席汤姆·惠勒（Tom Wheeler）亦强调，如果美国想要在竞争中超越中国，就必须重新调整工业时代的思维定式，拥抱竞争驱动的创新发展模式。这种实用主义的研究视角映射出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对于中国科技创新进展的深层焦虑。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固守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误读，正在将科技创新推向地缘政治化，不仅容易导致战略上的误判，更会侵蚀多元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诚如索雷斯等学者所说，创新并非零和博弈：知识具有“非竞争性”，更广阔的技术前沿可以带来普遍的生产力增长。事实上，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独角戏”，唯有拆掉心中那堵名为“恐惧”与“霸权”的墙，顺应开放合作的时代潮流，才能在国际协作中分享科技进步的红利，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科技难题。

总的来看，海外学界从多个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的战略动机、实施成效、比较优势及时代价值进行了全景式考察。这些研究深刻映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角色认知已经实现了从昔日的“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高地”的根本性转向。海外学界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引领全球科技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但受地缘政治、冷战思维等因素影响，仍有部分学者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战略意图、全球影响等方面存在认知偏见，甚至炮制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对此，我们既要在理论层面对外讲清楚中国科技创新的历史逻辑与未来图景，阐明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向善而行、开放包容”的价值底色，有力破除西方零和博弈的认知迷雾；更要在实践层面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在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和共享创新成果，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科技创新是世界发展的机遇而非冲击。

［付正：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