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函珂 熊成帅：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认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梳理总结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认知框架与研究进展，可以为我们更好把握共同富裕理论、深刻认识中国发展道路提供国际学术镜像。鉴于此，本文尝试重点推进两方面的讨论：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认识演进及其内在逻辑；二是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关切及学理思考，涉及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等。

一、海外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演变

“共同富裕”概念较早即见诸党的文献，比如：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要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980年代，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将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此后，海外学界围绕这一议题的研究与讨论日趋活跃。

（一）1980年代：观察性分析的尝试

改革开放初期，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展开了新的探索。在此过程中，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设想。这一时期，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关注共同富裕在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功能属性及实践前景，相关讨论围绕改革实践展开观察性分析，多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角度探讨共同富裕问题。

1.伦理价值角度

一些学者强调，在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发挥了维系社会主义伦理和价值连续性的功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理查德·康罗伊（Richard Conroy）认为，共同富裕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伦理中意义重大，“中国领导层试图打破农村经济大规模集体化所产生的制约因素，在农业发展政策经历重大转变后，许多原本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原则’被取代，而‘共同富裕’这一因素仍支撑着社会主义理想”。美国斯泰森大学法学教授W.加里·沃斯（W.Gary Vause）和佛罗里达州律师协会会员乔治亚·布什·弗廖尼斯（Georgia Bush Vrionis）到中国调研后指出：“自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转变发展模式，劳动激励不再单纯依托道德与意识形态引领，而是引入物质激励机制，社会也逐渐转变为功能性的、需求驱动的形态。邓小平提出的部分理念虽与传统社会主义认知有所区别，但在共同富裕方面始终保持一致。”他们认为，共同富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由基层群众发起的变革进行理论提升的尝试，值得称赞。

2.差异化发展视角

还有学者认为，共同富裕为差异化发展模式提供正当性论证和稳定改革预期的功能，共同富裕为符合实际的政策提供了思想支撑，即使这些政策不被视为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政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艾伦·隆伯格（Allan Romberg）指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为出台收入差异的政策提供了解释，指出平等主义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合适的”。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帕特·霍华德（Pat Howard）指出：“共同富裕意味着摒弃‘粗陋的共产主义’，要用建立在个人和家庭作用基础上的新型合作方式取而代之。”在这些学者看来，共同富裕存在一个重要功能，即将家庭经营、差异化激励等改革举措纳入社会主义发展逻辑之中，为改革开放确立的新发展路径提供正当性说明。此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系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指出：“‘共同富裕’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样，试图向参与经济改革的国内外团体保证，改革政策有坚实的思想基础，不会为本届或下届领导集体所逆转。”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在探讨特区改革时发现，共同富裕并非游离于改革实践之外的抽象口号，而是被用来解释局部试验、区域先行与整体社会主义目标之间关系的重要话语，深圳以此阐述改革试验的政治意义。这些学者的观点表明，共同富裕通过为改革提供方向和框架、向海内外传递制度稳定性信号，发挥了稳定改革预期的功能。

3.发展前景视角

海外学者对共同富裕功能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其发展前景持完全乐观的态度。威尔逊提出：“中国领导人能否成功在新的海洋中航行，完成将国家带到现代化、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承诺，仍有待观察。”英国诺丁汉大学人文与区域地理学荣休教授约翰·彼得·科尔（John Peter Cole）认为：“现阶段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更像是一种‘波浪式运动’，但会否造成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或遵循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法则，值得思考。”胡素珊也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尝试可能步履蹒跚，她表达了这样的疑问：“2050年人们所期望的富裕能否更平均？还是地理环境会阻止它的实现，造成沿海极度发达，而内陆保持第三世界特征，风景如画但物质极度贫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共同富裕，只是表明他们认为，在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还存在诸多困难。

（二）1990年代后：系统性阐释的加强

1992年，邓小平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肯定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路径，把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与最终目的有机统一起来，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廓清了许多思想迷雾。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共同富裕由此成为界定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价值尺度。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要求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市场活力与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之间的关系。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实践，提出科学发展观，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一时期，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认识，逐渐由改革实践中的观察分析转向在制度性质、治理议程和国际话语等层面的阐释分析，将共同富裕理解为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回应发展不平衡并塑造中国和平发展叙事的重要理念。

1.制度性质层面的解读

海外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受到了“左倾激进主义”（leftism）的挑战。有学者指出，这种激进思潮“反对正在进行的市场驱动的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更为明确、完整的阐述。此后，海外学者不再单纯将共同富裕解读为调节收入差距、阐释“先富带动后富”政策的概念，而是将其视为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重要依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的观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海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认为，“强化经济的‘社会主义’意涵十分重要”，“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的‘参照标志’归结为发展生产力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绝不会放弃的社会主义愿景”。这表明，部分学者认识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具有制度性意义：既为中国引入市场机制、发挥效率原则提供理论空间，又通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市场化改革纳入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2.治理议程层面的解读

随着市场化改革纵深推进，海外学界进一步将共同富裕理解为中国在治理理念维度上对发展不平衡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回应。市场化改革创造了非凡的经济成就，但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浮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内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地区不平等、城乡不平等也在加剧，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不均，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导致紧张和动荡的加剧。”此外，国有资产流失、国企工人下岗等问题也引发了海外学者关注，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改革过程中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海外学者将共同富裕视为调节收益分配、缓和社会矛盾、推进区域协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理念。意大利汉学家弗朗切斯科·西斯奇（Francesco Sisci）指出，中国官方媒体频繁报道基尼系数反映出的不平等现状，其实有助于形成追求共同富裕所必需的共识。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海外学界理解共同富裕治理实践的重要案例。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意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海外学者普遍认为，该战略能激活西部经济潜力，以此“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并确保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共同富裕理念指导下的西部大开发，能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国家建设强调共同身份的锻造，而共同身份、共同富裕的团结感有助于推动国家建设进程。”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海外学者注意到共同富裕在社会治理维度上进一步深化拓展。美国空军上校、战略研究人员约翰·P.盖斯二世（John P.Geis II）和布莱恩·霍尔特（Blaine Holt）在重点研究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后指出：“科学发展观意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解决一些与共同富裕相关的问题，如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环境退化以及政府和企业腐败等。”

3.国际话语层面的解读

海外学界还注意到，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程度的加深，共同富裕逐渐超出社会制度与社会治理范畴，在对外话语中延伸为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等表述，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塑造国家形象提供了价值支撑。有海外学者指出：“全球化扩大了南北差距，国际贸易、全球资本流动和信息革命主要惠及发达国家。在中国眼中，富国和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还破坏了世界和平与稳定。”面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及国际安全的复杂局面，“共同富裕”在国际舞台上一般被翻译为“共同繁荣”，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全球治理愿景的重要表述。这一愿景向世界表达了“中国实现互利共赢增长、共同繁荣、不谋求霸权的设想”，有力反驳了“中国威胁论”，旨在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也成为融入和平发展战略的公共外交话语，对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与和平发展力量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被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实践中不断丰富现实内涵。新时代以来，相关海外研究更加关注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内涵外延、战略安排以及时代意义，共同富裕愈发成为海外各界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基于此，后文将着重论述这一阶段海外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探索所形成的代表性认知与研究成果。

二、关于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论断明确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定位，表明共同富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收入调节政策，也不是单纯的民生改善措施，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执政宗旨的集中体现。基于此，海外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很少将共同富裕理解为中国政府的短期经济政策，而是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体叙事中加以把握。

新时代以来，海外学者围绕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继续展开探讨，形成了两条认识路径。其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意味着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坚守初心”的政治信号。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内化于不断满足普通民众对社会公平、发展机会以及生活改善期待的实践逻辑之中。日本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三浦有史（Yuji Miura）明确将共同富裕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和治理信心联系起来。他认为，“仅靠经济增长已经不足以维持社会认同”，“共同富裕被提升为继小康之后的下一个目标”，可以将共同富裕理解为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回应收入差距等问题增强公众对党的信心。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SDP）研究员法图玛塔·迪亚洛（Fatoumata Diallo）指出：“强调共同富裕能确保未来的社会稳定，确保民众对政权的支持，展现一个立足社会主义根源的政党形象以及该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使命。”

其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意味着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指出：“共同富裕是历任中共领导人用来表达经济政策、制定总体目标的概念，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取广泛利益，也使中国领导层所追求的具体政治议程合法化。”他认为共同富裕的思想内容几十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始终没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认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共同富裕实践过程中展现出的卓越能力和显著成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助理教授戴维·布尔曼（David Bulman）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通过不懈努力来证明自己正在履行共同富裕的承诺。换言之，在海外学者看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并非停留于理论宣示，而是通过执政党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的实际行动提供确证。

三、关于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不是中国式现代化完成后附加的分配目标，而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体现其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海外学界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是少数人先行进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的现代化，“中国寻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国家应该认真关注”。正因如此，海外学者往往将共同富裕视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部分海外学者将共同富裕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指向。正如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所言：“共同富裕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振兴、城乡差距得到实质性缩小等具体民生政策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使现代化成果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共同富裕要求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中国，使民众在生活水准、财富水平和机会获取方面的差距缩小。”他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例，提出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包括建立面向全体居民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育儿友好型和老年友好型社会，并使外来务工人员享有与本地劳动者同等的公共服务和政策待遇”。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Ronnie Lins）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等重要概念，已经被转化为育儿补贴、适老化社区改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等具体民生措施，体现出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由此可见，海外学界已经注意到，共同富裕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正是因为它将现代化的标准从经济总量和产业能力等经济层面扩展到医疗保障、养老托育、城乡公共服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民生层面。

部分海外人士将共同富裕理解为中国经济迈进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后的核心任务。美国媒体与政策评论人哈维·佐丁（Harvey Dzodin）认为：“最能体现中国发展进步的要素，正是共同富裕在国家议程中的中心地位。中国领导层强调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公平、平衡区域发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并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更多回馈社会，这一政策取向与中共十九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共同富裕之所以成为中心议题，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已从解决“有没有”问题进入到要解决“平不平衡、充不充分、好不好”问题的新阶段。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艾哈迈德·拉迈（Shakeel Ahmad Ramay）指出：“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已经取得了经济转型、科技突破、绿色发展等一系列成就，同时显著改善了人民福祉。而‘十五五’规划则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和科技格局，使中国成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新高地。这一阶段会优先考虑人民福祉和共同富裕。”原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区主席赵柏基（Raymund Chao）将共同富裕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框架中理解，他指出：“中国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进程将推动共同富裕，并释放对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共同富裕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目标，又能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优化内需结构，为新发展阶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筑牢关键支撑。”

此外，还有部分海外人士，特别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更强调共同富裕对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埃及贝尼苏伊夫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副教授纳迪亚·赫尔米（Nadia Helmy）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影响中国自身发展，也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尤其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选择产生影响。”“旨在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全球意义，为所有国家带来促进自身现代化的机会。”英国左翼政治评论家、资深中国观察家基思·贝内特（Keith Bennett）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没有其他国家以这种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因此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Sourabh Gupta）指出：“如果中国能够找到成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方法，就像中国战胜绝对贫困一样，那更公平、更包容的中国式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由此可见，这类观点侧重强调共同富裕如何使中国式现代化形成超出中国自身的示范价值。

四、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原则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把握好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等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不仅构成了中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方法论框架，也为海外学界深度观察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破除对共同富裕的误解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强调“赋能发展”与机会平等。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意味着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避免“内卷”“躺平”。这一原则在海外引起广泛共鸣。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大为（David Monyae）指出，“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理念与非洲乌班图（Ubuntu）理念有很多共同点”，“这两种思想都拥护并重视勤劳的文化价值。中国共同富裕理念与非洲乌班图理念都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为生计而工作，同时社会也应为推动每个成员取得工作成果而创造条件”。海外学界高度评价中国这种“赋能型”发展思路，认为中国非常注重“机会平等”，“中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能够促进劳动者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稳固就业岗位、稳步增长收入，尤其有助于带动农村及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他们并未把共同富裕简单理解为财富再分配，而是强调通过教育公平、职业培训、人力资本提升和劳动机会扩展，提升普通劳动者参与现代经济的能力，防范“阶层固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布里安娜·博兰（Briana Boland）为代表的海外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对“内卷”和“躺平”现象的警惕，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持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发展活力。

二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统筹“激发市场活力”与“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要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同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这一原则正面回应了海外部分舆论对共同富裕是否意味着“劫富济贫”或“国进民退”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共同富裕绝不是要消灭私营经济或遏制企业家精神，而是重申对合法财富创造的制度性保护。部分海外学者将“先富带动后富”解读为在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并重塑“社会契约”，旨在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引导资本健康规范发展，从而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实现平衡。

三是强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警惕“福利主义”陷阱。共同富裕主张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绝不好高骛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这一原则尤其引起了海外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的关注。英国约克大学社会政策学者约翰·哈德森（John Hudson）等指出，中国领导层要求不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要避免落入“福利主义”陷阱，并强调“政府不能包揽一切”。海外人士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并不是无约束的福利扩张，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和劳动激励之间保持平衡。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华玛雅（Mara Warwick）指出：“中国需要在短期增长支持与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取得平衡。”同样，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米丽莎（Elitza Mileva）强调：“扩大每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对于实现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十分重要。”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能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创业活动和风险承担，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四是坚持循序渐进，秉持“稳中求进”与“试点先行”。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强调推进共同富裕，等不得，也急不得，要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海外人士普遍将这一原则视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和“实验主义治理”模式的延续。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荣休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中国领导层会不时制定具体政策以应对特定问题，通常会在几个地区对该措施进行试验性应用，只有该措施试验取得成功，才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表明，中国领导层对解决贫富差距这一世界级难题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建立示范区的意义在于通过地方试点探索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而不是追求全国范围内的短期突变，这是一种具有中国智慧的稳健治理策略。英国知山大学商学院讲师迈克·高（Mike Gow）等认为，浙江是中国在共同富裕领域探索新型制度工具的试验场，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图景，最可能在共同富裕领域出现政策创新。

五、关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一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实践方案，在海外学界引发了广泛探讨与深刻共鸣。

第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这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同时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促进的生态。海外学者注意到，中国在共同富裕框架下强调对区域、行业和企业生态中结构性失衡进行系统校正。围绕区域协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作文件特别强调，在中国，财政再分配固然重要，但基础设施投资、地方政府之间更好地协调，以及城市与周边地区更深度地一体化，也能够缩小区域差距。他们注意到，中国推动共同富裕并不只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地方协同和市场整合等方式，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围绕行业协调，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任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等认为，中国房地产价格自1990年代以来大幅上涨，但其长期扩张伴随开发商高杠杆、房地产投资占比偏高、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偏高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结构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进共同富裕并不是压缩市场活力，而是通过反垄断、公平竞争和支持中小企业等手段优化市场结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作文件指出，取消行政垄断、为民营企业提供平等机会，将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并提升生产率。加拿大麦肯齐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卢克·古尔德（Luke Gould）等也指出：“中国无法在缺少强大而有活力的民营部门的情况下实现增长或共同富裕。”

第二，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关键在于“扩中”，重点推动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等群体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为此，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举措，通过高质量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等战略考量，都被纳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CCEI）的研究从工资结构着眼，认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极化：低技能劳动者越来越多流向非正规部门，工资增长受限，而高技能服务业需求扩张则推动受教育城市劳动者收入更快增长。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经济学研究员伊拉里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重点面向技术工人、农民工等劳动者，通过提升技能水平、改善就业环境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支持，防止其被排除在现代产业和中等收入群体之外。

第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针对低收入等重点帮扶群体，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普惠性投入，完善涵盖教育、养老、医疗、兜底救助以及住房的保障体系。在福利制度的对比研究中，英国牛津大学名誉教授斯坦·林根（Stein Ringen）等认为：“中国正在形成较为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其性质不同于欧洲高福利国家。中国受发展阶段和财力水平的限制，试图通过逐步扩展基本社会保护范围、缩小城乡差距和群体差异，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网。”美国政治学者马克·W.弗雷泽（Mark W.Frazier）指出：“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养老等领域迅速扩大社会政策的覆盖面，提升支出水平，这使得国际社会过去对中国社会保障的单向负面评价得以重新修正。中国并非简单复制欧洲高福利国家，而是在构建覆盖范围更广、面向风险防护的基础性社会安全网。这种安全网的功能，不是简单的补偿性救助，而是为普通居民参与劳动力市场、城市生活和社会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第四，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必须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面对全球范围内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皮凯蒂式难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所长、高级研究员郝福满（Bert Hofman）认为：“中国财政收入中增值税、消费税和社会保险缴费占比较高，而这些税种往往会为低收入群体带来更沉重的负担。中国税制改革若要服务于共同富裕，就需要更精细地处理各税种之间的关系。同时，扩大消费税范围不能简单增加普通消费负担，而应更多指向奢侈消费、高端消费，以增强税收调节的公平性。”“中国的财富差距同住房和土地收益分配密切相关。改变土地转化和房地产财富收益的分配方式，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因此房地产税改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同时，中国在共同富裕议程中强调‘第三次分配’，即通过私人慈善和企业捐赠等社会公益事业为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提供补充。”由此可见，海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税收调节、资本收益监管与公益慈善并非彼此割裂的政策工具，三者在中国共同富裕的框架内协同发力，共同承担调整财富差距、完善分配机制、引导财富回流社会的重要职能。

第五，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讲席学者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精神层面推动共同富裕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化带来的精神空虚问题的主动回应，这一关切本身，与西方批判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异化的诊断形成了跨文化共振。”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学者薄国强（Roland Boer）认为，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他看来，中国将精神与物质并列为共同富裕的两翼，正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实践——这在其他多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被资本逻辑所遮蔽。

第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盘活农村资产，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最终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可以说，消除绝对贫困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前提。海外学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有海外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挑战，而中国正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学者表示，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对于基层而言，带来的并不仅是经济振兴，更是对理想的农村生活方式的重塑，“在共同实现致富梦想的过程中，农民间的互助、团结、共同富裕的意识越来越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国际知名发展经济学家纳纳克·卡克瓦尼（Nanak Kakwani）等学者构建了一套量化分解框架，用以测算劳动力市场绩效与各类社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贡献程度，通过实证研究为中国共同富裕实践的阶段性成效提供跨时段的量化证明，证实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推动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城乡差距出现收窄趋势。

六、结语

总体而言，海外学界长期关注和追踪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知体系。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学界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着眼于观察国内相关政策的实践成效，并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着重分析其延续社会主义伦理和稳定改革预期的政治功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海外学界的关注重心转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实践成效、区域治理效能以及国际话语价值，强调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理念转化为一系列制度安排，以保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赋予共同富裕更加突出的战略意义，海外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采取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视角，积极探讨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所遵循的原则以及实现路径等。

对于一些海外观点的错误、偏颇和局限性，需要加以辨析和批驳。部分观点将共同富裕解读为意识形态的“复归”或政治权力的强化，这种认知割裂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连贯性，遮蔽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有的部分论断公然代表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利益，以“损害经济”为由反对消除社会不平等，其本质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而非客观的学术判断。从深层成因看，上述误读根植于三重局限：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隔膜、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预设以及西方既有理论框架对中国独特制度逻辑的解释力不足，以“福利国家扩张”“民粹主义动员”等论断套解共同富裕。

对此，我们应积极构建共同富裕理论体系，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为海外学界认识共同富裕提供可参考的理论框架；创造有利于海外学者开展研究的便利条件，鼓励海外学者深入中国开展田野调查；主动发布有关共同富裕实践成效的权威信息和翔实数据，重点传播共同富裕实践的生动案例和人民群众的真实声音；并以此为基础，大力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不断拓展共同富裕议题的国际影响力、学术解释力与全球感召力。

［李函珂：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熊成帅：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26年第3期